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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下活動回顧 💡
📌 香港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
▍主題:在未知中同行:以非虛構寫作「在場」
▍講者
- 趙雲,「在場」第一季得主,《在未知中同行:MIRROR 歌迷的連結》作者
- 譚蕙芸,獨立記者,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高級講師
▍主持
- 謝曉虹,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作家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教學與行政大樓 AAB402M (Learning Commons)
▍時間:4/14(五)16:00-17:30
📜 線下摘記
「歷史中有些案例,紀錄者因為沒有查核清楚寫下了的文字,間接沒有阻止悲劇曝光,紀錄者就是滿手鮮血。」
提及作者與書寫對象的關係、寫作與公共關懷的責任,獨立記者譚蕙芸在上週五的講座中分享道。「寫作者要自問,十年之後,自己寫的文章還有沒有可讀性?如果外星人來到地球,能不能明白你寫的文章?」
另一位講者,「在場」第一季一等獎得主趙雲 ,則側重分享實際田野訪談時的心得。「聽是比問更重要的一件事。即便你對面坐的是一個殺人犯,你能不能先聽他講,而不是指著他的鼻子指責他殺人?」
📜 線下摘記
❝ 記者是受訪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樑,非虛構寫作,就是把這座橋樑搭起來的過程。
採訪是這座橋樑的前一半,建立起記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平等與信任關係;寫作是橋樑的後一半,建立起記者與讀者之間的引導與交付關係。寫作者的「我」可以在敘事中出現,但最終是隱身的,讀者通過作品這座橋樑,真切連結到受訪者所在的那片田野。 ❞
▍非虛構寫作的過程就像「箭射中靶」
在一開始,張潔平就用一張射靶的意向圖描繪非虛構寫作。
箭是一個人的方法論,是技巧,是「武功」,它包含了選題、採訪與寫作能力。而貫穿這隻箭的質感是思考——相較於虛構創作,非虛構寫作的思考比文筆更重要;
靶則是你的世界觀。「我個人認識任何一件事情的三個框架是『故事-脈絡-機制』。故事即事實的維度,是說明 what happened;脈絡是歷史的維度,是前因後果;而機制則是稍微抽象的理論部分,就是這件事為何會發生。以及緊接著的,是否有可能不會發生?」
「所以一份非虛構作品比較完美的狀況是,你用一隻磨煉了多年的箭,射中了一個對整個時代來說都很重要的靶。但大部分時候會有一些錯位,例如因為審查等原因無法射中靶的核心(主動被動地避開),或進入了時代的現場,天將降大任時手邊卻沒有磨煉好的箭。」
好的故事是能夠反應大部分人的生活,這需要長時間的累積。而平日我們所見一些故事的厚度與悲劇感,恰是從文本呈現的社會「機制」裡來。「當然不可能所有的故事類型都有這樣的機制可以找,所以回到第一層的核心故事,至少我們能做的是寫好基本場景——像手電筒一樣照亮全篇的開頭。」
▍作為湧現的、複雜的、相遇的「選題」
借用AI的講法,好的選題來自「湧現」。「在資料、思考、情感積累到一定程度時,選題就會自然湧現。」
除此以外,我們也可以由新聞事件挖掘選題:是否還有未被講出的背景故事?一個熱點新聞的反面是不是也有什麼故事?什麼地方仍然成迷、值得深挖?什麼地方需要把鏡頭推近特寫?一個故事的結尾,會不會是另一個故事的開端?同樣,大家也可以從宏觀趨勢出發尋找故事:什麼是時下最持久的議題?什麼才是最具有普適性的主題?
「我們需要在過於強烈的戲劇性裏發現複雜性;同時應尊重真實,預設判斷必須靈活調整。」
另一方面,「時代感」不一定只在大議題上才能體現,「這是受我湖南的記者朋友啟發,其實離開辦公室、離開同溫層,去大街小巷聽故事後,如果能把一件日常的事情寫好,依然可以折射整段歷史時空。」
▍採訪裡的方法與技巧:心要熱,筆要冷
「一個非虛構寫作者的本份就是做橋樑,讓故事被人聽到,而不是讓你的情感喧賓奪主。」
採訪的倫理幾乎是每個新聞記者/寫作者都要面對的,而潔平也給出了自己的回答。「無論結果如何,採訪行為本身是功利的,不要迴避這一點。一旦採訪開始,你就介入了陌生人的生活,處理與被訪者的關係是做人和完成作品的基礎。」
「所以我們應功於公利,而非私利,這是採訪倫理成立的前提。我們也要幫助受訪者認識這一點,你們間的平等與信任,應該建立在對此共同的 committment 上。」
如果可以選的話,主動選擇採訪地點(因為如果對方在自己的熟悉環境裡,很可能會自動複製之前已經對外講過無數次的話);如果可以選的話,選擇真實相處一段時間。「當有一個你在提問時,另一個你一定在觀察。想象自己是一部攝像機,調動五感,記下對方的狀態,記下周圍的環境細節。提問還可補充,而環境和狀態不可復現。」
再從採訪回到寫作,有立場的冷眼旁觀在非虛構寫作中是需要練習的。「我們要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超越個人的愛恨。心要熱,筆要冷;另一方面,在動筆之前也要清楚你筆下是權力(FACT/RISK CHECK)。」
📜 線下摘記
🔻人類學學者與獨立記者的「在場」🔻
▍人類學學者 #雨霏:在「場」裡流轉(狗場、市場、夜場、牧場)
演講一開始雨霏就告解了寫作的重要議題之一: 如何找到⼀個讓自⼰「永葆熱情」的研究/創作題目?
「每個⼈都問:『你⼀開始怎麼想到研究藏獒?」』沒有⼈問:『你怎麼現在還在研究藏獒?』問前一個問題,我只能說純屬偶然。但若問後一個問題,我就可以直接開始跟你講這個題目多麼多麼地有趣。」
當時身為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博士候選人的雨霏,前往拉薩狗場做田野,與漢人老闆、工人、藏獒們同吃同住。一年後,她猶豫是要換到另一間狗場,還是投身陌生的藏地牧區。不捨放下已建立的基礎,雨霏詢問了導師的意見,導師的回答則令她當機立斷:
「如果你現在不努力搞懂藏⼈與藏獒的關係,那你未來十年的學術⽣涯都會浪費在向⼈解釋你為什麼沒搞懂這個問題。」於是雨霏從狗場走向牧場,認真學習安多藏語,去回答那個當初吸引她進入這個研究的問題。直至今日,她仍為這個研究的複雜性與深度著迷。
▍獨立記者 #雨夢:從旁觀的局外人,到在場的書寫者
「到了現場才會、才能置身其中,感受到所有正在發生的一切:你的五感都會被打開。也因為在現場能接觸到更多面向的人,你才能夠看到有這麼多不一樣的故事。」
雨夢從2013年開始報導柬埔寨大選、印尼反世貿抗議,2016年關注歐洲難民潮議題與緬甸大選;2016年至2020年間在香港主流媒體工作,2021年後再回獨立記者狀態,採訪在地議題,並於去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爆發之際,深入波蘭邊境採訪報導。
對於到現場採訪的重要性,雨夢談及對事件當下「氣氛」與「脈動」的把握,「只有這樣帶回來的書寫才能給觀眾更有在場感與臨場感。」
🔻「非虛構寫作」與大家的關係?🔻
雨夢是在做記者前就已在關心一些社會議題,同時有許多想法想要記錄與書寫,這種早期的、一點一滴的記錄嘗試,慢慢將她推進了記者的領域,並自然發展成現在的書寫模樣;
雨霏開始寫非虛構,則是因為論文壓力大,就「隨便寫點別的」,當時也不知這就是非虛構。漸漸進入到大家都在談論非虛構的氛圍裡時,才意識到自己在寫非虛構。但至於到底什麼才算「非虛構」,「沒有一個定義可以讓所有人滿意。」
「可能恰因為非虛構的定義非常含糊,是通過否定來定義的(「非」)。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加入進來,形成一個多元生態。」
🔻如何找到自己申請「在場」獎學金的方式🔻
▍第一季得獎者雨霏:設想屬於你的「在場」,鍛煉提案的能力
「新聞寫作裡有去現場(site)的傳統,也有重大事件的前線(frontline);英語裡 at the scene 也是『在場』的意思,強調的是場景、空間性。但若可以意譯,我更喜歡用 field 這個詞來理解『在場』。不只是『田野』的意思,更傳達出一個充滿張力的『場域』。」
「藏獒經濟就是一個張力超強的場域,就像把你吸進去了一樣,會讓你想持續關注、思考它。我相信不管是人類學還是其他學科,大家都可以找到一個吸引你的場域。然後嘗試去界定這個場在物理和概念上的邊界,來設計你的調查和寫作。接下來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反思『我』在這個場域中所處的位置,是可能且又不可取代的嗎?我覺得通過這個方式,就能夠慢慢去接近張潔平老師不斷提到的你非寫不可與非你寫不可這兩個評選標準。」
「其實我之前也有一些朋友有參加,雖然沒選上,但是他們都收到了特別好的反饋。可能就只有一段評語,但寫得特別精細,會具體回應你可以做哪些嘗試、如何修改、然後你適合探索什麼。所以我覺得即便你最後沒有申請上,但如果你真的有個特別想寫的東西,依然可以通過寫提案的方式鍛鍊自己。因為有時候一直在腦子里想跟正式的計劃之間是有距離的。」
▍「在場」評委雨夢:展現強烈的慾望,挖掘寫作素材裡的公共性
雨夢則更強調「我非寫不可」的層面。「其實像波蘭的那個case,有這麼多優秀的記者都在當地、在現場,對我來說更多的是『我為什麼非這個議題不可』:這麼多烏克蘭難民因為戰爭要逃到去別的國家,我就有很強烈的慾望想去瞭解現場的狀況——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是議題驅使我前往現場。」
現場觀眾提問環節,有朋友總結新聞報導與學術寫作都在盡力壓縮偏見、展現真實,雨夢在回應時提到「日記也可以是一種非虛構寫作」,因為即便是再私密的事情,「也可能隱含某種公共性。」
▍活動主持人笑笑:在有了想法與計畫後,真誠是最大本領
笑笑也同時是「在場申請工作坊」音頻的製作人。笑笑提到錄製播客時,幾位經驗豐富的評委老師們都提到「結果」與「認可」之間的關係:「當你的申請進入面試,即便你最終沒有被選上那也不代表你不夠好,而只是代表有別人比你更急迫的需要這個機會。」
評委也能夠感受到你的真誠與需要。「不要為了獎學金憑空創造一個提案,而是在你的生活裡找到那個你一直以來都想寫、非常非常想寫的題目,挖掘它、書寫它。評委會感受到的。」
📜 線下摘記
❝ 班雅明提到兩種最典型的說故事的人,其一是農夫,世世代代活在土地上,在同一個地點往歷史深挖,然後告訴我們一些歷經滄桑的故事;另外一種人是水手,漂泊於海上,到遠方將我們未曾看過的東西,帶回眼前。
我們今天剛好聽了一個農夫的故事,也聽了一個水手的故事。❞
▍農夫與礦坑:追尋個人生命敘事裡的歷史
戴伯芬的祖父母皆是礦工,父母移民城市之後,自小在都市出生成長,「不但和滯留礦場的親人疏離,也距父母的生命經驗甚遠。原來階級翻身是一種斷絕,和自己生長的土地離得越遠,距都市菁英之路即越近,和貧困的底層家人越疏離,越有機會擠身上流。」
所以當看見「在場」獎學金時,任職社會系教授多年的戴老師決定嘗試用非學術語言來書寫,在巨細靡遺記錄、追訪了台灣礦產業史的同時,也開啟了關照自身、填補生命空白的機會。
寫作過程中戴伯芬曾去到發生過重大礦災的海山本礦。「現在只剩下這一個礦坑。在1989年封起來的時候,留了三個口,另外兩個口現在已經在水底下,封閉礦坑下雨進水,所以坑前已是一個水塘。所有的礦坑收起來後還是要留這些口,讓礦工的亡魂可以進出。」
「我當時一直有個很掙扎的問題:其實我阿嬤根本不想再談這些礦坑的悲慘記憶,她就是要做一個快樂的老人。那悲慘的記憶到底是應該保留,還是讓她忘了呢?這些礦坑是應該要被保存再利用,還是要回歸自然?像我自己其實在寫的時候很混淆,因為我念台大城鄉所,所以一直接觸『聚落保存』,可是來到海山本礦前面、看到那個盈盈的水塘時,突然覺得我的價值觀好像有一點動搖。」
作品《末代女曠工》獲獎後,第二季湧現許多關於家族史的申請計劃,戴伯芬就如何抓住其中的公共性分享了經驗。「我阿嬤的一輩子就是跟海山煤礦糾結在一起的一生。以我受過的社會學訓練,我很難把這些敘述只當做她個人的生命去看待,因為其實裡面反映的是千百個礦場的女性面對的困境,只是她們沒有機會被書寫出來。」
「那個企圖心是重要的,礦業歷史的重要性必須被凸顯。其實我也不確定這個策略好不好,我只覺得如果我沒有寫出來,對不起某個世代的女性,」戴伯芬又腼腆笑著,「起碼對不起我阿嬤啦!」
▍水手與遠方:帶著渴求出發
映妤的分享更側重在申請「在場」第一季時如何拿到獎學金,又如何進入黎巴嫩與敘利亞的邊境將故事帶回。當時已有大量的國際新聞報導敘利亞人如何逃離自己的國家、難民之旅如何生存,但很少有人關注那些選擇回到國家、回到自己土地上的人,如何重建家園。所以映妤的路線、視線、與穿針引線整篇作品的,就是從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到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這段三個小時路程。「這三個小時的路程,是他們這十一年裡來來回回的縮影。」
「在面試時我大概列了30多個評委可能會問的問題,很開心最後都命中了,記者的能力還是有發揮到,」 映妤開心地分享,「像為什麼是『我』可以做這個題目?我具備什麼樣的能力?再來是安全上的問題,我要如何確保自己能夠完成這份工作?——『我都準備好了。』」
「當時有被問到一個印象深刻的問題,『如果沒有給你這筆獎學金,你還會去嗎?』這個問題太難了。你們到底要不要給我錢?(所有人大笑)最後我還是誠實地說,我會去。我希望回到那個現場,去擁抱當時有機會認識的朋友們。」
映妤談經濟學人2021年的周刊封面將台灣視為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這件事,讓也去過一些被認為是危險地方的她哭笑不得。「我很渴望能夠被理解,很渴望去說我們自己的故事……很希望他們至少可以打一通電話,或至少能夠找在地的人寫出一篇有在地聲音的報導。所以在我忽然成為了渴望被看見的人之後,我更可以理解過去這幾年做的工作裡,為什麼我跟很多外媒比起來缺乏資源,但仍然、總是、不斷迫切地想進去現場——也許這是我們在這個時代,身為一位台灣的記者與寫作者,可以看到跟西方媒體不一樣視角的地方。」
事實上在第一季面試時,評委們對映妤的提案曾有不同意見的討論。潔平也分享了幕後的故事:「我們想知道,為什麼不找一個已經在當地的、具有中文能力的寫作者書寫?要如何避免插旗式國際報導?但映妤的回答打動了我們。她說在疫後時代裡,人們強調關心附近、關心社群,但在華語世界以及很多地方的問題是,我們恰恰失去了對遠方的想像力。」
❝ 今天聽完映妤的演講我才知道,當時她這份濃烈的『對遠方關注的熱情』,來自於其自身、來自這座小島的處境。 ❞
/
顧玉玲從事社會運動二三十年,從自身工運視角、寫作經驗、在台北藝術大學授課的故事出發,分享關於非虛構寫作的體悟。
什麼是好作品?美國 Creative Nonfiction Magazine 出了一本書,書名恰是顧玉玲所認為的好作品的定義:#TrueStoriesWellTold,「真實的故事好好地說,這就是創作者要做的事情。」
「我們從歷史學裡頭要了口述歷史,從新聞寫作裡頭要了採訪,從社會學裡頭要了結構分析,從文學結構裡要了情節跟對話。借用了這些東西,是可以更有脈絡地好好說一個故事的……敘事和科學一樣,同時是大膽和謙卑的。他們都提供暫時的真相:這是我們根據有限的知識,目前能講的最好故事。」
顧玉玲是「在場」一至三季的評委、編輯、發佈會講者,演講時提到在數百份提案裡看見的各式各樣非虛構寫作形態。「有非常接近深度新聞的,有非常接近人類學民族誌的。它可以是敘事,可以是說情,也可以是說理,抒情、批判、通通都可以。#可是所有的筆法都不重要,重點是你要用客觀證據跟對話來呈現你的觀點,而不是作者自己出來雄辯滔滔。你要有足夠的細節支撐你的敘事,作品才是被好好地述說、因而具有說服力,也才有可能是好作品。」
❝ 貼身理解,抽身佈局——自我縮小了,承載的空間就大了。面對讀者,溝通永遠比展演更重要。 ❞
面對時常在工運現場、弱勢環境裡的那些如負石一樣的沉重,顧玉玲也分享了自己的思考角度。「其實有時候我們要做的不是把石頭卸下來,而是意識到這些負重之石跟我的關係。在一些邊緣弱勢的現場,我們經常有被黑暗吞噬的感覺。但漢娜鄂蘭寫過,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會尋求光明的可能。但這光明不是來自外面、好似有一個缺口讓光照進來,而是那些在黑暗中的凡夫俗子,身上會發出的熒熒微光。」
「受壓迫者不是一天到晚在哭、等著被救,他們其實有各式各樣的方法在度過日復一日。黑暗沒有你所以為的這麼有吞噬性,好像會吞噬掉到田野裡的人、覺得自己仿佛回不來。其實你待久一點,你也就看到那些熒熒微光,也因此會有一些力氣跟力量。」
📜 線下摘記
▍從中英雙語寫作聊起
錢佳楠是作家、譯者,也是歐·亨利小說獎的得主,她的作品在中西兩個世界被人熟知。
談及寫作,她說自己「從中文切換到英文,是一個比較大的語言轉換」,她覺得自己是一個「卡在中間的人」:「你以為你抵達了什麼,但其實你永遠不會抵達。」所謂的「抵達」是一個假象,她所能做的是「接近」,就是「在路上」,「繼續往前走」。
很多人前往美國的第一站是紐約或者洛杉磯等華人聚集的大都會。但是錢佳楠在美國的第一站是愛荷華,在廣袤的玉米地中有大名鼎鼎的愛荷華作家工作坊,創意寫作碩士班。這個項目鮮有中國學生,「我知道我是這裡英語最爛的人,我永遠會是英語最爛的那一個,那我進步一點我就很滿意了。」
她形容這是「一個有意的轉換過程」。在愛荷華的前兩年,她幾乎沒有看過中文,有意地屏蔽掉中文,逼自己沈浸在英文的環境。「就像學游泳一樣,每天都覺得游泳好累,但就是這麼開始適應了」,「過程中沒有很有意地去回想失去了什麼或者獲得了什麼。」
她現在很少用中文寫小說,她覺得對她來說,中文是「規訓下的語言」,因為她是中文系訓練下出來的,「轉成英語,想看看有沒有那種新奇或刺激的感覺」,「這是一個跟我原先用中文寫作完全不一樣的聲音」。但錢佳楠繼續用中文寫非虛構作品,「當博客一樣寫」,「把中文想像成一個情感的維繫」,「這個維繫如果對你重要的話,你是不會完全捨棄的。」
▍我們需要時間去贏得觀察者的位置
錢佳楠在愛荷華的導師也是移民,「他是蘇格蘭作家」,「從蘇格蘭過來,在美國生活了很久」。「他說如果我走在蘇格蘭的街道上,路上有人經過,雖然我不認識他們,但我可以猜想他們心中在想什麼。因為你有這個經驗,足夠的經驗去想像。但是在美國就很麻煩了,無法想像別人的經歷和生活。」錢佳楠說,這個困難她也有,「這個經驗無法遷移,是時間慢慢解決的事。」
也如主持人、Matters Lab 聯合創始人劉果所說,「我們需要時間去贏得觀察者的位置。」
她不久前回到愛荷華,「我已經好幾年沒回去了,就回去待了一個星期,突然發現可以寫的東西很多。」「我原先待在那裏,覺得很無聊,開車只要超過十分鐘,都是農場,都是玉米地。」但是這次回去,她住在兩個朋友家,「原先不會有很深度的交流」,但這一次和朋友一起看電視直播籃球賽,看朋友全家怎麼圍繞著籃球賽交流,朋友和妹妹是從小一起看籃球賽長大,「到了現在,即便各自有家庭,他們會在各自看完籃球賽後打電話。」
▍尋找寫作主題與自己的關聯
念博士的这幾年,錢佳楠會盡量去看一些她原先不感興趣的東西,「你會發現強行看一些東西,或者強行把自我去掉,其實也是行不通的。因為沒有關聯,沒有情感的理念。」
她發現,在美國,「我有情感的介入,我會在乎,在乎就會投入很多」。例如美國的鐵鏽地帶,她對底特律的廢墟非常有興趣,「不是因為我獵奇,而是因為我父母那代人經歷過下崗,工廠倒閉。」她回憶小時候生活條件比較有限,要到爸媽工作的工廠去洗澡,「有很多很多記憶在裡面」,「後來很多廠房就拆掉了」。所以,她在乎底特律,「原先汽車產業如此發達的地方」,像她父母那代人一樣的底特律人後來的命運是怎麼樣的?」
「還是要找到一個關聯,努力從這個關聯走出去一點點。」
📜 線下摘記
程揚揚曾從事十餘年的粒子物理研究,認為基礎科學是尋找和描述自然的語言,粒子物理是「為宇宙撰寫歷史」。現場講座從她的個人故事開始,依次分享她為何開始寫作,為何用英語寫作,展開至她與母語中文的「糾結」關係,並解釋將英語作為「一個『逃亡』的空間」的狀態——這也是一場關於在陌生世界與動蕩時局中找尋聲音、發現自我、自我賦權的方法論分享。
【個人成長故事:#母語的禁忌 與 #用英文做夢】
❝ 小時候就很明顯感覺到自己的母語是不自由的,「政治」與「死亡」成了我母語裡兩個最大的禁忌。 ❞
程揚揚小時候寫的第一篇日記,是來自於她對1995年央視放的《三國》裡諸葛亮的癡迷,所以在日記裡將諸葛亮死而復生(但是發現沒有很聰明,就很失望,讓日記裡的諸葛亮做什麼都要聽她的)。程揚揚媽媽看了就問樓下的歷史老師,「這小孩子心智是否有問題」;
1998年,是程揚揚有印象的第一次中國領導人換屆年。可能在飯桌上聽到一些名字覺得很好奇,當時8歲的她也將這些名字夾著拼音寫進了日記。「第二天翻開日記本的時候發現,這些字全都被我媽媽塗掉了。」
後來上了初中,因為新概念作文、少年作家的流行,程揚揚也開始寫文章,但媽媽覺得寫作很危險,也沒有用處,「因為高考不考。」
「所以我對語言的接觸僅限制於作文與考試。當時韓寒也總是我媽媽的反面教材。家庭的壓力、社會的批判都讓我很疑惑——為什麼『文學無用』,但另一方面又要千方百計地打壓、禁忌無用的東西?」
後來程揚揚發現自己做的夢裡都是英文。
「我長大後想這件事,可能的解釋是我的媽媽不懂英文。雖然我當時英文程度不好、不能自如地表達,但至少可以自由地表達。」
【物理研究與公共寫作:追尋語言與認知的邊境】
程揚揚很長時間的物理學研究方向是尋找「暗物質」(Dark Matter),「但暗物質不是暗的,只是不與光發生作用;所以暗物質應該是透明的。那為什麼要叫他暗物質呢?我的一個同事就提到,如果今天是黑人科學家提出這個發現,那就不會被稱作『暗物質』了。」
所以「暗物質」概念本身也帶有一定的、自然化的種族色彩——什麼樣的身體是暗的、是不可知的;什麼是亮的、可見(visible)的——這些界限是怎麼被定義的?是為什麼權力體系服務的?
2017年,程揚揚在《原子能科學家公報》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發表《科學家的公民義務》(The Civic Duties of Scientists)一文,後開始轉型公共寫作。
「我自己開始寫作時有很強烈的一種想法,就是 #我可能並不知道怎麼寫, #但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有話說;並且我想說的話是別人不可代替我說的——這種寫作的目的與信心是很重要的。」
程揚揚也不斷談及寫作與物理研究的共通點,「我的物理研究一方面是尋找暗物質,另一方面是做粒子探測器的升級工作。後者其實也是跟寫作一樣要一遍一遍地改,都是在打磨自己的工具,希望可以更精准地描述或測量一個過程。」
「事實上寫作或做科學研究所要追求的那個真理是地平線。頭腦中想的和寫出來的總有距離。但不斷地寫、不斷地做研究的過程,就是在不斷接近、追尋一個語言與認知的邊境。」
【斷層位置的書寫者:用英文寫作不是缺陷,而是貢獻】
用英文寫作的華人作家李翊雲曾提到,自己用英文寫作而不用中文,是abandon了她的母語,實際上也是 #讓一部分的自己死去。這讓程揚揚想到波瀾詩人 Wislawa Szymborska 的詩,“To die as much as necessary, without overstepping the bounds. To grow again from a salvaged remnant.”
這首詩是寫給海參的。因為海參可以截斷之後重新復生,也像某種程度上的死而復生。「她說到這裡有一個斷層,海參需要在被斷開之後,從這個斷層裡重新成長。」
「作為一個漂洋過海的人,作為一個生活在大國撞擊邊緣的人,作為一個離開自己的母語語境、用一個舶來語言寫作的人,在很多程度上我們也是處在這麼一個斷層的位置。那麼處在斷層、處在邊緣是什麼意義呢?」
❝ I stood at the border, stood at the edge, and claimed it as central.
l claimed it as central and let the rest of the world move over to where I was. ❞
Toni Morrison 獲得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在電視採訪中說了上述這段話,程揚揚引用為本場講座的結尾與對上個問題的回應。「我身為一個以中文為母語的人,選擇用英文寫作。#但這不是我的缺陷,#而是我對英語世界的貢獻。因為我是用我的成長經歷、以及在母語中所形成的思維習慣,豐富、擴大了英文世界的詞彙與表達。」
「語言同自由一樣,需要爭取、創造、實踐,而且不只是個體的實踐。」
「語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這個宇宙留下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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