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雲，作品《在未知中同行：MIRROR歌迷的連結》
攝影：曾梓洋
「在場」公布結果時，正是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也是歷來最嚴重的一波爆發之始。因為政府的限聚令，各種大型活動取消，訪問、面談和小組討論亦變得不可能。直到4月21日各種社交距離措施逐步鬆綁，我才能開始採訪工作，所以作品成型較晚，先要向各位致歉。
「在場」這二字在我心中反覆出現。「在場」的「場」大致上是前線。（至少曾經是）以專業見稱的香港有線電視新聞，有段時間的口號就是「走在事實最前線」，常常識告訴我，新聞的核心就是走到最前線，就會接近事實真相。我曾經是個全職新聞記者，但工作頭半年，我就隱約發現我跟身邊出色的記者不一樣。他們擅於在艱澀的政策文件中找出破綻、喬裝成各種身份撕破謊言、鍥而不捨詰問有權勢的人、在天災人禍的頹垣敗瓦之間前行…… 我卻沒有這樣的慾望，也就更加沒有這樣的才能。
後來我離開傳媒行業，進去，又離開。我終於原諒自己確是沒有「走在事實最前線」的天份、勇氣和興趣。對人和事的好奇心，最終就安放在遠距離的觀察，有時是讀小說、歷史、社會學和看電影，有時在遊行現場，彷彿靈魂出竅盤旋在半空，俯瞰自己的身影，格格不入地站在邊緣，眼神看似沒有焦點。兩天後才忽然想起甚麼，又鯁在喉嚨。
朋友笑我：「別的得獎者到黎巴嫩敘利亞、在藏獒屠場實地工作採訪，你坐在家中睇12個靚仔卻拿獎也真夠無恥。」在他質疑我以前我已經先質疑自己了。他們都在場、在衝突前線，我站在哪裡？
這也是這個題目最吊詭的事。最近一年，無論是抱正面還是負面的意見，2018年出道的男子組合 Mirror／Mirror 歌迷（鏡粉）／Mirror熱潮已經被述說得夠多了，甚至接近陳腔濫調的地步。除了現象本身夠鋪天蓋地，這種輿論熱度，會否也跟香港過往一兩年來在其他方面失語有關？
傳播學者發現，2020年後香港人出現「新聞迴避」現象。新聞就是反覆的拘捕、審訊和公民社會組織解散訊息，你看了會不舒服的話，也就沒有別的，因為議會、議事和選舉，已變得非常和諧高效了。不少人都說最近 Facebook 都沒甚麼好看，大家都不再議論和分享對公共事務的看法。香港的「場」和「前線」，到底在哪裡？我的問題意識就源於一種隱約的假設：在鏡粉熱潮當中，需要你細心看，閱讀空氣，就可以看到香港那些無法被述說的想法。我自己也被「在場寫作」評審的雅量震驚到，他們讓一個隱身在邊緣的寫作者，花數個月的時間摸出空氣的形狀。
向身邊朋友宣告「我要專心寫作啦！」聽來很浪漫有型，但一直以來我總是因為各種現實的不安和膽怯，擱置了許多中長篇的寫作計劃。儘管我不用買機票或做實驗室化驗，研究和採訪其實也需要一些經費。例如我搜集資料的過程中，其中一個方法學是 focus group，組織了八組每組約5至8人。舉行為期四天的 focus group 需要一個交通方便卻又安靜舒適的場地，讓參加者暢所欲言，在寸金尺土的香港，要找個適合的空間必須付出一定的租金。同時根據學術研究組織 focus group 的慣例，為了確保參加者不是只有超狂熱分子，需要付出一定數額的車馬費鼓勵報名，這些都是「在場獎學金」為一位沒有機構背書的寫作者提供、看似最膚淺卻也是最實質的資助。
另一種支持是心理上的。我在媒體投書超過十年，但都是一些約3000至5000字篇幅的短期作業。我一直認為自己沒有這樣的才能和魄力交出更完整的作品，所以躊躇不前。編輯的從旁的協助和鼓勵讓我相信，我可以踏出自己的舒適圈（雖然目前為止還沒有寫完！）。
我跟超過 50 位 18 至 60 多歲的鏡粉見面，聽他們說關於追星的故事，但追星只是個起點讓我們聚在一起。整個採訪過程最令我驚訝的是，他們竟然對我這樣的陌生人如此坦白。所有香港的新聞記者都知道，近兩年要找受訪者，甚至是專家點評變得愈來愈難。這非他們的錯，而是我們無法知道如何能好好保護自己，保護別人。
本來我們沒有設定任何與政治或社會運動過份相關的問題，怕鏡粉們感到不安，但當他們述說自己的故事時，既然運動和疫症是香港人無法迴避的共同經驗，也就自然而然提到。聽錄音時聽到很多笑聲，交換追星的快樂，當中約三分一人提到不同程度的傷心和抑鬱，個別說起一首特別打動他們的流行曲時，就會流下淚來。這些哭與笑叫我感到特別沉重，已經想不起有多久，一些萍水相逢的香港人甫相見，竟然能於兩小時內交換感情。每晚完成 focus group 後我坐車回家都在想，我到底何德何能，在這不能言語的時代，收穫這麼多陌生人的感情？
在還未完稿的當下（我已經第幾次提了你看我多心虛，但六月中一定會完成的！），我不敢給予有意寫作的潛在申請者任何意見。也許唯一可以分享的是，如果你跟我一樣，一直以來想法很多，但猶豫不決也同樣地多，參加「在場」可能是推你一把跌落懸崖的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