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黃鈺晴（「在場」獎學金第二季一等獎得主）
封面 / 阿雷在為儀式準備鮮花（拍攝者黃鈺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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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這篇手記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老家人把祖父的墓掘開了。他們說，墓地似乎不太合適，應當請師父來做法，重新找地方下葬。
這聽起來是一個很驚悚的夢，但夢里人們的口吻都非常平靜，我醒來的時候，也並沒有感到恐怖。也是，在我那大山環繞的故鄉，我們似乎習慣了和各種看不見的「神靈」「鬼魂」共處，接納它們與我們同存於世這樣一種念頭。反而是去追溯這些念頭緣起和它們造就的故事這樣一個過程，猶如掘墓一般驚心動魄。
剛申請「在場」獎學金的時候，一位評委老師說她相當欣賞「河流」這個比喻——我在申請試寫稿中，把「祖先傳下來的」這樣一種田野工作者和田野點之間的難以溝通比喻成了一條大河。外來的研究者在河的這一端，田野點的知識寶庫在彼岸，每當你追問「為什麼」，當地人總用「祖先就是這麼幹的」把你擋回去；我雖然生於斯，但並不長於斯，於是也成了一個需要過河的人。但實際情況遠比過河要複雜。「祖先」於我，不僅僅是一條外在的河。我沒有辦法像一個外來的調查者一樣沒有顧慮地涉水，因這河也約束著我，我不知道我邁進河裡，是會成功渡河，還是會像「泥菩薩」一樣自身難保地溶解在裡面。
我比我寫的主人公阿雷要晚一年出生，在離他幾百公裡外的另一個左江流域的小鎮，比阿雷的家鄉更接近邊境。我們都是廣西南部的壯族人，不同的是，阿雷自小在村裡長大，壯語流利，熟諳傳統社會的種種法則；我的家庭則在城鄉的裂隙之間掙扎，從小因為「夾壯」被嘲笑的父親，上中學後就拒絕再講壯語，到我出生之後，家裡講壯語的人，就只剩我的祖父母了。
聽家裡人說，我小時候，在城裡單位工作的二姑媽有次來我家，看到我牙牙學語地講出壯語詞，當場沈下臉問祖父母為什麼要給我教這個。他們的擔憂不無道理，從他們小時候，壯語和傳統社會的東西，就一直和「快速發展的現代社會」相逆。搖著銅環的魓末屬於封建迷信，在破四舊時期幾乎銷聲匿跡；山歌屬於「黃歌」，有大概十來年間，人們只能晚上偷偷找個地方對唱。教室里貼著「說普通話，做文明人」的宣傳標語。講壯話，普通話不標準，到城裡上學是要被嘲笑的。
甩掉落後的帽子不足為奇，大部分從村莊搬到城鎮的壯族人都是這麼做的。年輕人也順應這樣的期待，離開村莊和小鎮，去大城市發展，盡量不去沾染所謂傳統的東西。有一次我問祖父為什麼不教我壯語，他想了想，說，壯話只有我們這個小地方能用到，你學白話，去南寧去廣東都能用。
他們也許是期待我離開這個小地方，走得更遠一些。
但我終歸是辜負了他們的期待。傳統莫名其妙地吸引我。在外出求學的近十年里，我見到了許多不同的人群和文化，他們不斷提醒著我，一種迅速消逝的文化意味著什麼。而現在，我兜兜轉轉又回到了家鄉，並且在回來的過程中，越發感覺到一種缺失。在訪談阿榮的時候，我的共鳴是最深的。阿榮曾經因為喜歡天琴懼怕別人的嘲笑，我也在探尋傳統的過程中感到自己在家鄉人眼中逐漸變成一個「怪胎」。為什麼要接近「落後」的傳統文化？為什麼要接近危險的魓末？所幸，雖然家人憂心忡忡，但他們支持我的自由選擇。
在阿雷的村子里做調查和拍攝，我時常被迫再次面對的一個問題是：「我到底是誰？」說自己是本地人，固然可以快速拉近距離，但也會意味著，當地人將默認你應當懂得傳統的規則和禁忌，懂得許多儀式的象徵，對你的要求相應提高。老人還好，當她們發現和我溝通有點兒吃力以後，會寬容地笑笑，默認了我是個無知的城裡孩子。阿雷早期可一點面子也不給我，我經常無知地在他家裡問這問那，他滿臉都寫著「這還用問？」我有次問他掛著的彩色紙鶴是什麼意思時，他拿一種看外星人的神態瞧著我：「那個是鳥的意思，你沒有見過嗎？」
做一個本地人，我十分不合格，我有太多的東西不瞭解、不明白。但我也不是一個合格的外來觀察者。我遵守禁忌，不敢輕易觸碰阿雷的琴，也不敢隨便接近占卜的用具。相似的文化心理使得我沒法全然理性地呆在一個神聖場合中，我總是會禁不住想：完了，我不會冒犯了神靈吧？
我擰巴地在祖先留下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間掙扎，我甚至不能夠確定我正在做的事到底有什麼意義。阿雷比我們都聰明得多，他能夠在傳統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說起來很有意思，阿雷說他小時候在學校里被人看作是神經病，是不正常的。在學校這樣一個現代機構中，「老師」是經過理性培訓的，瘋癲者被從正常秩序中排斥出去。但在傳統社會中，瘋子也可以是「出仙」，是神授的「老師」。這彷彿是另一種意義的「瘋癲與文明」。
至少對於左江流域的壯族而言，魓末是傳統最重要的傳承者，他們繼承了一個社區有關節氣、地理、醫藥口口相傳的豐富知識。每個魓末的力量都來自祖師與祖先，每次吟誦，都要感謝祖師祖先；魓末拜師出師，都要吟唱祖師祖先的名字，念出師承何處，兵馬來自何方。祖先一次又一次在他們身上顯形。他們描繪那個傳說中的神鬼與人共存的世界，祖先留下的世界。
令我意外的是，這個世界不僅包容瘋癲者，也包容了我這樣糾結的人。和阿雷的接觸使我認識了不同的魓末和想要瞭解傳統的年輕人，而阿雷自己是出色的傳統-現代轉譯者，祖先的圖譜慢慢向我打開。這一次，我沒有再孤獨地在追尋傳統的時候碰壁，阿雷的家人、其他的魓末們用一種善意的寬容接納了我的闖入。魓末的屋門向來自任何地方的求助者敞開，所有人都可以去請他們幫忙，在他們家裡吃飯休息。一次去阿雷的師妹農師父的村子時，我正咽喉炎發作，嗓子腫得說不出話，給農師父打著手勢解釋情況，農師父笑笑，沒說什麼就出去了。過了一會兒，她進來了，手裡捧著一大捧東西，打開一看，是一捧剛摘的新鮮薄荷。這是傳統治療咽喉疼痛的「草藥」。
如果我宣稱這草藥治好了我的咽喉炎和追尋傳統受挫的心病，那只不過是太過輕浮和矯情的話。但魓末們確乎為我架起了通往祖先世界的橋，這橋也許也意外扯起了與老一輩人溝通的線。四月份，我的繼姑爹去世了。八月在阿雷家田野時，一天晚上我們都喝了酒，阿雷忽然問我：「你最近是不是有個親戚去世了？他在世時對你挺好的。」
我茫然地看著他。他接著說：「他有兩個女兒。」我因為不太記得這位姑爹再婚前有幾個女兒，便沒接茬。阿雷輕描淡寫地說，他看見這位親戚剛才來了這裡，也許是來看我。我們正打著牌，很快轉移了話題，把這事忘了。
許久後有天，我見到了我的姑媽，向她和表姐說起這件事。姑媽沈默了一會兒，說算上我表姐，姑爹確乎有兩個女兒。接著，我們談起了姑爹生前的故事，開玩笑他怎麼會跑到東門的一個村裡看我，也許逝者在天上可以日行萬里，路過那裡時發現地上有個姪女，就下去轉了轉。四月以來凝固在姑媽家裡的壓抑似乎在這一瞬間化開了。我們彷彿重新找到了家人談天的默契，一個久違的共同話題，不需要做什麼解釋，我們在傳統的世界里理解彼此，得到安慰。在祖先的世界里，生者和逝者挨得很近，長輩和年輕人之間的距離也不遙遠。
我有一段時間不明白我為什麼在東門的蔗海之中反復想起祖父教我念的壯語童謠。後來我隱隱意識到，我似乎從魓末們的村莊找回了我與故鄉溝通的方式。儘管這方式也很脆弱。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圍繞在魓末身邊的老人正一個一個逝去，一些衰老的魓末沒有傳人。知道年輕人大都去打工，年輕魓末靠什麼來維持傳統和生計的平衡？這轟轟烈烈向前駛去的時代列車，有他們的位置嗎？有他們的「兵馬」、有我們的祖先的位置嗎？如果我們想要逆行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它允許我們下車嗎？
也許如同我的朋友阿怡在她的日記里寫的那樣，對於一個回到故鄉的人類學學徒而言，一切都混雜在一起。「第一次發現其實做田野很有趣，但也很殘酷，尤其是在自己熟悉的、土生土長的土地上。我還不太能明白他者與文化背後的人，把自己抽離出來在目前來說對我實在太難，我只能感受到自己深深的無力感——這時突然想起生如逆旅般的蜉蝣，朝生暮盡，實在渺小。」
但也許渺小的蜉蝣也能夠扇動翅膀發出一點聲音。就像阿雷從他的線上社區找到了夥伴一樣，「在場」的社區也給了我許多力量。說來很巧，我的家在一條小河的邊上，河的對岸是我的祖先建立的家族村莊。但我們並不需要過河去那裡佐證我們的宗族關聯。也許，我也並不需要過河，這河也是我身體里川流的血液。我只是一次又一次到達河邊，試圖把河水的聲音，聽得更真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