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周悠遊（「在場」獎學金第二季三等獎得主）
封面 / 愛沙尼亞塔林老城十月秋景（周悠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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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紐約去塔林的航班在傍晚。當天早上，我跑了11公里。等到機場的時候，看著美得無法言語的夕陽，覺得自己的生活彷彿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終於要去愛沙尼亞了。
疫情元年五月，我因為供職的媒體裁員，變成了一個自由職業者（「無業」、連「遊民」都不是，因為疫情不許「遊」）。但沒有固定工作的好處是我終於可以回學校讀書了，於是我讀了嚮往已久、做全球移民和未來國籍型態研究的碩士。我也從之前依附於公司的工作簽證中脫離出來，辦了特殊人才簽證，並註冊了自己的公司。其中折騰不細述，從結果來看，是變自由了。
能夠去愛沙尼亞現場，我將和很多之前只在網路或研究中遇到過的人面對面，可以問出積壓許久的問題，獲得第一手的回答，我非常珍惜這個機會；更重要的是，做了八年的記者，我終於終於可以用中文寫作，寫和華人有關的內容，給華語讀者看，我的心都是顫抖的。
我的採訪對象——「數字居民」的申請者們，都有他們各自的理想主義。我自己也不例外。申請「數字居民」是為了實用價值嗎？不，霸權美國全球徵稅，如果做數字遊民，還要交雙重稅，「數字居民」對我可以說是非常雞肋；那是為了做沈浸式報導嗎？也不，記者為了寫數字居民而成為數字居民的故事不止一二，這個點子早就被玩過，我沒有必要。但我還是申請了，我想大概是因為真的相信，它是「國籍」的未來型態中的一種可能性，而付100歐是我最小限度可以支持這種可能性的行為。我們出自不同的目的，做了同樣的事情，是愛沙尼亞把我們聯繫在了一起。
在快要離開塔林的時候，我在機場收到了「數字居民」申請通過的郵件，這不能再巧合的時間，讓我有點相信，這個國家在告訴我，哪怕離開，夢也不要停。
講了太多的「數字居民」的故事，這裡講一些不那麼相關的小事吧。
01 灰色護照
1991年愛沙尼亞從前蘇聯獨立，有許多前蘇聯時期辦到愛沙尼亞的俄羅斯裔人沒有離開——畢竟半個世紀，對許多人來說就是一輩子了。這些留在愛沙尼亞的人既不是俄羅斯公民，也沒有變成愛沙尼亞公民，因為在愛沙尼亞，變成公民除了要滿足居住時限外，還要掌握愛沙尼亞語。許多俄羅斯裔人說了一輩子俄語，並不想學非常難學的愛沙尼亞語。
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這些俄羅斯裔的人想要旅行、想要離開愛沙尼亞該怎麼辦呢？他們可以申請一本封面上寫著「外國人護照」（Alien Passport）的灰色護照。「外國人護照」是愛沙尼亞對無國籍人士出於人權保護——如果你相信「移動的權利是基本人權」——想出的解決方法。愛沙尼亞加入歐盟之後，拿著灰色護照，無國籍人士可以在歐盟境內自由旅行，但和擁有其他顏色護照的歐盟公民相比，他們還是「二等公民」：在愛沙尼亞之外的歐盟國家，他們不能工作或長期居留。
我的採訪對象、俄羅斯人 Kirill Soloviev 希望這些人都能夠放棄對俄羅斯的支持，加入愛沙尼亞國籍。他的家人仍然在俄羅斯。我問他，你接受這樣的人物採訪，不怕俄羅斯政府對你的行為有什麼制裁嗎？他說他無法顧及這些，他能夠搬來愛沙尼亞，已經是非常大的特權，他必須用這個特權做些什麼，「這不是勇氣，是責任。」
我回到紐約之後，和俄羅斯朋友聊起愛沙尼亞的經歷，我很疑惑為什麼沒有碰到更多的俄羅斯人。他說不奇怪：因為愛沙尼亞是歐盟國家，對俄羅斯人來說簽證並不容易拿，大部分想要離開俄羅斯的人還是會選擇泰國這樣消費水平低又簽證友好的國家。我想到了在曼谷住酒店的劉曉晨，誰說中國人不是呢。
02 上海姑娘
在愛沙尼亞的時候我天天被「洗腦」——歐盟最高級別的數字治理會議在愛沙尼亞召開；台灣人、香港人、大陸人、俄羅斯人，都告訴我這個國家的政府有多高效和透明，生活便利、交易成本低，和他們之前經歷非常不同；政府官員親自演示給我看他們怎麼用自己的身份卡來做電影院的會員卡；兩位在愛沙尼亞帶著孩子的華人爸爸告訴我，愛沙尼亞效仿北歐高福利國家，產假長補助多，政府幫你養孩子。在愛沙尼亞創業的一個華人媽媽和我說，這裡亞洲人雖然少，但真的沒有歧視。
在他們的描繪下，愛沙尼亞好像是一個「水晶宮」，只要你能抵抗漫長又寒冷的冬天並且掌握難學的愛沙尼亞語，理想的生活就在這裡。直到我在離開塔林的前一天晚上，去當地為數不多的中餐館吃了一碗擔擔麵，遇到了一個來自上海的姑娘。
我看到她的時候，這個年輕高挑的姑娘拿著記號筆，在一個一個地給外賣紙袋子寫上「用餐快樂」。她是今年塔林理工大學美聲專業的畢業生，今天是她在餐廳打工的第一天。她說自己被「困在愛沙尼亞了」：一方面這裡的工作不好找，塔林的合唱團一定會先選愛沙尼亞人，再選波蘭人，作為中國人很難拿到正職；另一方面，她想回國，但因為國內疫情，怕她的貓會被「無害化處理」，因此也只能留在愛沙尼亞。她不喜歡愛沙尼亞，因為中國人少，社交生活少，好吃的也少，很後悔當時中介幫忙申請學校的時候，沒有選擇同樣也錄取了她的波蘭的大學。她和我說，她考慮去學點代碼。因為只要會一點點，在愛沙尼亞就可以找到工作。
這位我偶遇的姑娘，是第一個和我說愛沙尼亞各種不好的人。我意識到，原來我遇到的科技創業者們，真的是活在自己的氣泡中。而愛沙尼亞的那座「水晶宮」的鑰匙，是要用代碼解開的。
03 監控
我到愛沙尼亞的當天，Kirill 帶我去了在塔林老城的烏克蘭餐廳「奧德賽」吃晚飯，以表示對烏克蘭的支持。
Kirill 給我細細介紹菜單上烏克蘭的傳統菜，說起他有個同事在基輔，今天的轟炸就發生在他家邊上。我們點了傳統奧德賽魚漿做的餃子、魚餅，東歐家常的酸菜牛肉湯，以及炸雞肉球（Chicken Kiev）。他慢慢分辨菜單上的愛沙尼亞語，四十多歲的他承認，學習語言還是很難，但為了加入愛沙尼亞籍，必須學會愛沙尼亞語。
吃完飯後，他輕車熟路地帶我逛了一圈塔林老城，並和我一起步行走回我住的酒店。夜晚的空氣凜冽，明亮的月光下秋葉是彩色的，雖然路燈稀少，行人也寥寥。我下意識地問他，晚上在塔林獨自行走安全嗎？他馬上大笑起來，接著和我道歉說，不好意思，我沒有想到原來這是一個問題，這裡是歐洲國家，不是美國，你不要有這樣的擔心，這裡的街頭很安全。
「那看起來只有美國不行，中國的街頭也挺安全的，」我接口說。
他馬上說，中國的安全是靠監控，這裡是靠人的自覺。
04 共產主義國家
在塔林的最後一個週末，我參加了一個塔林城中心「共產主義故事」的徒步遊覽活動（"Communist Stories" Walking Tour）。
導遊 Christoph Robert 是一個出生於1989年的愛沙尼亞人，他出生的第二年就被母親送去了美國，八歲的時候回愛沙尼亞來繼續完成教育。 他給我們講了一個蘇聯時期的家庭故事。當時他父親因為在政府工作，有機會去蘇聯區之外的地方。一次他從國外帶回一條 Levis 牛仔褲，賣出去之後賺的錢可以抵六個月的工資。於是下一次出國的時候，他買回來一個行李箱的牛仔褲，一條送給海關，剩下的倒賣賺了許多錢，買伏特加、買車、酒醉撞車，就這麼花光了所有的錢。
Christoph 的故事不知真假，卻讓我意識到，原來這一代的愛沙尼亞人和中國人有許多相似。蘇聯時期所受的苦難沒有被忘記，過去三十年政府做出的改善經濟的舉措，都會成為政府獲得合法性的依據。和俄羅斯、台灣社會讓人看不到希望的不同的是，「這裡有事情在發生」—— 這和許多年輕人選擇「海歸」回中國的理由，是類似的。
05 蒸汽
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和芬蘭首都赫爾辛基隔著波羅的海，遊輪兩個小時可以到，每天來來往往有許多班次。我在塔林的最後一個週末坐著郵輪，去了對岸的赫爾辛基。
在塔林的數字治理大會上，一位芬蘭駐愛沙尼亞使館的大使向我介紹，如果你去赫爾辛基，一定要洗桑拿。桑拿是芬蘭的「國寶」之一：芬蘭全境有550萬人，號稱有300萬個桑拿房；洗桑拿是芬蘭人的社交方式，也是抵禦寒冷冬天的必需品；在赫爾辛基火車站的「漢堡王」（ Burger King）店裡，就有一個桑拿房。於是，我特別選擇了靠著波羅的海邊上的公共桑拿，來體驗一番。
我不是第一次洗桑拿，但與二十個左右的男男女女坐在一個暗得只能辨識出人的輪廓的房間，聽著不同的語言來來回回，還是一種特別的體驗。
在那十幾分鐘的高溫裡，身邊時不時有人起身，往燒得滾燙的石頭上澆涼水。我獨自坐在人群之中，回想著這些天近處和遠處的人和事——俄軍空襲基輔，繆志澄和我在自由活動室談去中心化，北京橋上的勇士在兩天前掛出標語，楊敬文的兒子給我看他畫的畫兒，數字治理大會上各國政府討論對俄羅斯的制裁，國內的大會今天早上召開——熱氣撲面而來，瞬間蔓延到整個房間，大家都停止了說話，我感到頭皮發麻，彷彿遭受電擊，大腦停轉，這甚至和性愛高潮的體驗有些類似。我走出玻璃房，看著自己的身體上冒出的熱氣，隨即跳進波羅的海接近冰點的海水中，遊了十秒鐘的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