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計出發到黎巴嫩的時間逼近，等了快兩個月的簽證始終還沒發下來。當時俄國全面入侵烏克蘭邁入第三週，朋友玩笑地問我，現在去黎巴嫩敘利亞，有誰想要看？
大約是在敘利亞內戰演變成代理人戰爭的時期，我才開始關注這場戰事。起初先是在歐洲採訪逃難的難民，2019年選擇到黎巴嫩做田野調查，在難民棚戶區裡和敘利亞年輕媽媽、老奶奶聊天，在貝魯特南部的夏蒂拉難民營和和來自敘利亞、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青年交流，這裡人們在苦難中的頑強和韌性，給了我很多的啟發與反思。
這次的「在場」計畫，早在2019年底黎巴嫩10月公民抗爭爆發後就開始醞釀，緊接著的經濟危機、港口大爆炸、銀行、電力和醫療系統癱瘓，都讓我更堅定要再回到那塊土地上，再見見2019年認識的這群人，了解他們現在的生活，聽他們怎麼應對一連串的災難，或有點不自量力地覺得，也許能讓他們知道在世界另一端，有人關心他們的苦難。
我也特別喜歡在重大國際新聞關注淡卻的時候前往現場，因為一定的時間長度能幫助消化和更細膩地看見一場災難後（或仍正在發生的災難）在個體身上造成的影響和改變。部分2019年在黎巴嫩碰面的敘利亞青年，也在黎巴嫩一波又一波的危機之後，選擇回到敘利亞。這更讓我希望能透過這些青年的選擇和經歷，試著拼湊一場超過10年的敘利亞戰爭，在他們身上起的變化。
在比預計時間晚2週後，順利在3月底一日晚上8點多抵達貝魯特拉菲克·哈里里國際機場。從機場到市區的路上，最明顯的改變是整個城市變暗了。黎巴嫩高度仰賴燃料進口，經濟危機使得電力供應面對空前危機，2021年10月，黎巴嫩國家電力公司宣布因燃料耗盡關掉2座主要的發電廠，大部分居民都得靠著私有電力供應商取得電力，每天只有幾小時有電。
抵達貝魯特的住處，必須開著手機的手電筒走樓梯。室內則是在晚上11點電閘一跳，陷入一片黑暗。下一秒朋友打開備用燈管，齊聲說歡迎來到黎巴嫩！開啟了我這趟的在場紀實。
在這一個月裡，過著有水沒水、有電沒電的日子，得到太多的照顧和幫助，才讓我順利在有限的資源下完成計畫。即使寫作的過程很痛苦，時常問自己，我看到了，聞到了，感受到了，但我有讓讀者看到、聞到、感受到嗎？還是只是自我感覺良好，寫了一些太瑣碎無謂的細節。
在傳統報導形式和非虛構寫作之間摸索，我還生澀稚嫩，像是寫出來都似不像，放進哪一個類別都顯得突兀。謝謝編輯給了很多的提點和建議，讓我面對自己的弱點，也學習不要因此貶低自己的優勢。這次「在場」既然給的是寫作者，而非記者，我希望嘗試不一樣的敘事方式，所以敘利亞篇決定自行發行，沒有再和其他媒體合作。
時常鞭策著自己應該要能做得更好，卻又因隻身在外，資源甚少，加上需要考量人身安全和時間、金錢成本，理解了自己的極限。如果這次的作品能讓讀者記得故事裡面的一兩個人，感受到一點共鳴，覺得遙遠的人事物其實與我們沒有那麼不同，甚至有所相連，對我來說就足夠了。
比起其他的得獎者，我可能是最需要花額外大量時間和精力，評估風險和考量人身安全的。3月初我先到英國做危機管理訓練 （Hostile Environment Awareness Training, HEAT），這是特別針對記者、非政府組織、政府官員、私人企業等在高敏感、高衝突地區工作的訓練，教我們如何在行前和當下辨識風險、評估風險，以降低風險，並在保護自身和同伴的安全下完成工作。
訓練內容包括風險和衝突管理、急救訓練、熟悉槍枝武器、如何降低和應對遭到綁架或被當作人質，了解地雷和簡易爆炸裝置、如何使用無線電和語音通信等。
聽起來挺可怕的吧，我在出發前也一直懷疑自己，為了前往所謂的現場是否有必要做到這樣的程度？我的「在場」到底可以帶來什麼不同？當然還有擔心自己課上到一半就退縮了。
但第一天的課程，我就明白了這是一個非常正確且重要的決定。老師本身是退役的英國軍人，該單位也有一些曾是戰地記者或國際媒體的安全保鑣幫忙設計課程，很多小細節的提醒，都可能是在衝突現場時，可以保住自身和同伴性命的關鍵。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直視風險才是對自己和身邊的人負責的方式，只有好好看著最壞的可能，才有辦法降低發生的可能性，或是承認自己的底線，在該止步的地方止步。
當時也正值俄烏戰爭爆發後數日，新聞中的報導、前線的影像都成為我們課堂中分析的案例，我也驚訝這些技能，確實在未來的工作或任何突發的災難中能派上用場。
上完課後，沒有讓我因此怯步前往前線，而是知道如果真的最壞的事情發生，我也許有多一點點的知識和能力，知道該怎麼應對。而這能幫助我在現場保持冷靜。
在小班制的訓練裡，同班的還有另外3位記者，2位來自英國媒體The Telegraph的資深記者，他們的公司每3年，會讓他們受一次HEAT訓練，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要替國際媒體到衝突地區採訪，會需要這類訓練的證明，且必須填寫媒體要求的風險評估表，審核通過後才能前往現場。在現場也會有媒體本身的安全部門或是外包公司，提供在安全上的後勤支援。
這讓我具體理解到國際媒體之所以能有記者到所謂的戰地前線，需要的是一整個團隊，而那需要非常龐大的費用，還有足夠的人才、專業能力和經驗。
而我這次只有一個人，雖然資深戰地記者劉怡老師提供在編輯和安全、人脈上非常寶貴的協助，仍無法和國際媒體的資源相題並論。這不代表不能夠做題，而是理解到侷限，才能在我能抵達的「在場」，好好找到值得和讀者分享的有意義的故事。
最終，這次我沒有抵達敘利亞，在黎敘邊境上止步了。本來評估的三個進到大馬士革的方案最後都仍有風險（尤其是可能讓在現場協助我做報導的在地線人受牢獄之災）。這對我來說是不小的打擊，不是因為魯莽的想要進到前線，而是已經有在現場的人脈，有非常明確要追蹤的受訪者和故事，大馬士革的局勢也在評估後相對安全穩定，當時也已經準備到幾乎可以確保安全出來的程度。
練習止步，好好把握自己能掌握的在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訓練。而這次命題「在路上」，除了是對於未知的坦承，或許也呼應了為什麼我們依舊需要高衝突地區的「在場」。當更有資源的國際媒體總能走得比我們更快更前面，進去的必要性是什麼？
一位資深編輯告訴過我，你是在動的，你帶著你的觀點、成長背景，從未知揭開到已知，或是因此看到更多未知，那也很好。不用假裝什麼都知道，因為也沒辦法，反而是那些陌生、驚奇和意料之外，都能更能貼近我們的讀者。
作為一位這個當代傳遞故事的寫作者，保持這樣的流動狀態，讓華文的讀者更容易理解一群在遙遠陌生國度生活的人們，他們的感受和情緒，了解他們如何應對災難，如何面對戰爭的複雜和殘酷，如何抵抗（或無力抵抗），以及從中找到和我們的共鳴與連結。於我，這樣的「在場」就有其價值和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