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映妤，「在場」第一季三等獎獲得者

編輯：劉怡，時政國際記者

圖：4月4日，貝魯特大爆炸紀念遊行，抗爭者揮舞雪松旗，經過其一受難者死亡的公寓。攝影：陳映妤

三月底從倫敦抵達黎巴嫩貝魯特拉菲克哈里里國際機場，入境處的照明比我預期中的還亮，空調也運作正常，難以想像20個月前的大爆炸，如何將機場震得滿地碎玻璃與天花板塑膠塊。

提取行李的運輸帶旁，中東航空公司派數位專門協助搬運行李的人員，在輸送帶旁協助說著阿拉伯語的旅客，在推車上疊起一個又一個厚重的行李箱，4到5個24吋行李箱是基本，還有乘客堆著大大小小總共8個。曾看過報導提起所謂的「行李箱經濟」，眼前的一卡一卡皮箱，是現實生活裡黎巴嫩人面臨經濟危機和醫療資源短缺下的結果——人們必須靠自己透過人脈網絡與境外資源建立起供應鏈。

54歲的計程車司機哈比（Habbi）在機場外和我斯文有禮的揮著手，歡迎我抵達貝魯特。第一次嗎？他邊開著車邊問。喔不，2019年五六月來過一次。我說。

你會發現那時和現在，很不一樣。

54歲的計程車司機哈比（Habbi）和我說，在1997年到2019年上半年，一美金還是綁定約1,500黎幣，他的修車庫一天可以賺進100美金，足夠讓他繳房貸，養家庭，供兩個20出頭的兒子女兒上大學，有時還可以搭20分鐘的飛機到賽普勒斯度假。

直到2019年，由於公共債務不斷升高、失業率居高不下陷入金融危機，黎巴嫩磅貶值超過90%，2020年爆發的新冠疫情讓財政情況雪上加霜。出發前我下載了里拉匯率即時更新軟體（Lira Exchange），每3到4小時，就浮動一次，今年一月時最高飆到一美金3萬黎幣，在計程車上，記錄下收到的通知分別是 2,5400、2,1500 和2,3500。但黎巴嫩的最低薪資仍舊維持在每月675,000黎幣，以抵達當日的黑市匯率計算，最低薪資從450美金，掉到剩下不到30美金。這不止導致黎巴嫩銀行財政的崩塌，也導致嚴重的能源、糧食和藥品的短缺。

「這一切要我們怎麼活？」計程車司機哈比沒辦法掩藏這兩三年來他的掙扎，他現在一個月大約只賺得了40到50美金（約100萬黎幣），因此下午4點下班，緊接著開計程車來維生，有時到凌晨1 點才得以休息。「當時誰會知道，2019年竟是黃金年代。」

和2019年6月時造訪的貝魯特相比，從機場到市區的路上最明顯的不同，就是這個城市變暗了。晚上7點多幾乎沒有路燈亮著，高樓大廈與樓房沒有幾盞燈是醒著，仍經營的店鋪靠著私人發電機供電，或是僅依賴電池通電的燈泡繼續生意。

抵達貝魯特朋友的住處，用著手電筒走上樓梯，電梯因為停電無法使用。朋友要我抄下這些數字，10到11，13到15，18:30到23:00…… 是這棟公寓發電機的供電時間，公共電網基本上在2021年，因國家電力公司（EDL) 在燃料進口短缺的壓力下，關掉了兩處主要發電廠，讓全國電力從原本半癱瘓到完全癱瘓的狀態，本來每日供電5到6小時，到一天平均不到2小時，有些地區甚至完全沒有電力。居民抱著有電是僥倖，沒電是人生的心態。

晚上11點，不出所料，卡！貝魯特友人家的發電機準時跳閘。「歡迎來到黎巴嫩！」友人歡呼，下一秒就反射性地打開備用燈管，拎著毛毯，在昏暗黃光下照樣在客廳喝著瑪黛茶聊天。上一秒他們還在稱讚中國製的直立小型低耗能電暖爐，如何因應黎巴嫩和敘利亞的供電處境，將四面的發熱管從三支減為兩支，降低耗電瓦數，暖爐頂部還可以放咖啡壺保溫。

即使公共電網癱瘓，在市中心的酒吧和夜店仍靠著私人發電機，讓年輕人狂歡到深夜。跟著一群敘利亞朋友拜訪位在貝魯特西北角哈姆拉區 (Hamra) 的地下酒吧，擠滿了上百位20歲上下的黎巴嫩人、敘利亞人和一些外國人。阿拉伯流行舞曲一首接著一首，燈光由黃轉為紫紅，再從紫紅轉為正紅，人們擺動，酒杯交錯，他們的眼神、搔首和觸碰，都像是百分之百擁抱當下的亢奮、欣喜和自由。讓我想起《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 (It must be heaven) 》中的最後一幕 —— 巴勒斯坦籍導演伊利亞蘇萊曼坐在海法（Heifa) 的一間酒吧裡，無聲地凝視著舞廳裡的霓虹和緊貼亂舞的年輕男女。在不知明天是否將會糟中更糟的生活裡，人們今夜有酒今夜醉。

貝魯特大爆炸遺留的火種

黎巴嫩最具代表性的歌手菲魯茲 （Fairuz） 在1975到1990黎巴嫩內戰期間，寫下《致貝魯特》這首歌給她的城市。4月4日，貝魯特港口大爆炸後第20個月的4日，這首歌再次播放在受難者家庭的抗議隊伍之中。當天下午4時，受難者家屬與倡議者聚集在市中心用廣告寫字版搭起的數百公尺受害者紀念牆貼上一張張新的高約兩公尺的親人素描肖像，或是修補被風吹雨淋毀損的海報紙。

街角另一頭，是一輛輛的裝甲車和穿著迷彩服的軍人在附近警戒。

49歲的貝卡（Hiem Bekai ）站在兒子的素描像前，一手撫摸著海報，一手捧著兒子的遺照頻頻拭淚。照片上是一位陽光的男孩，穿著牛仔襯衫，帶著燦爛的笑容。2020年8月4日——事發那天的傍晚——貝卡唯一的兒子卡丹（Ahmad Kaadan），剛巧開車經過靠近港口的傑美札區 （Gemmayze）。那裡是貝魯特的夜生活中心，許多年輕人下班後聚會小酌的場所。沒想到兩聲巨響殺死了他的兒子，享年29歲。

4月4日，貝卡捧著兒子卡丹的肖像，默默掉淚。攝影: 陳映妤

罹難者家屬拿著家人的肖像出發，行經一棟一棟受難者曾經的住所，有些已修復，有些仍可見被摧殘的痕跡，他們停在一棟掛著15歲男孩遺照的民宅前，揮舞著雪松旗。遊行隊伍繼續前行，其中一位律師，他的親人也在爆炸中離開，他用著大聲公，對著災後翻修好的法國建築大喊，「樓蓋好了，但正義去哪了？」一旁其他的家屬，忍不住在隊伍裡哽咽哭泣。

一路走到事發的港口，直望2020年駭人的爆炸現場 ——已被夷為平地的12號倉庫，和前方仍舊焦黑皺爛的黎巴嫩國家儲備糧倉。2750噸的工業用爆炸原料硝酸銨，就是在這裡被點燃。家屬在6時7分，爆炸發生的時間，點燃蠟燭，為死去的靈魂哀悼。

納格爾（Paul Naggear）捧著3歲女孩的插畫圖像，戴著卡其色布口罩站在抗爭中的一角，他的3歲女兒亞歷山德拉（Alenxandra），是受害者中年紀最小的之一。納格爾説：「這是我們的女兒，我們的家庭，我們的社區，我們的首都，我們的生命被轟炸、被奪走，我不會，也不可能放棄這場戰鬥。」

緊抱著兒子遺照的貝卡也說：「我們上街是要剷除『這群人』、換掉『這群人』。」

貝卡口中的這群人，和許多年輕人口中的「sulta سلطة」是同一群人──阿拉伯語的掌權者，指長期利用宗派政治體系掌握權力的傳統大黨政客，包括領導基督教自由愛國運動黨（Free Patriotic Movement） 的黎巴嫩總統奧恩（Michel Aoun）、在位30年的國家議會發言人兼阿邁勒運動 主席貝里（Nabih Berri）、2019年公民抗爭後下台卻仍掌控地方勢力的時任總理薩德・哈里里（Saad Hariri）、大爆炸後引咎辭職的時任總理迪亞布（Hassan Diab），還有大爆炸後新上任總理、同時也是黎巴嫩億萬富豪與電信大亨的米卡提（Najib Mikati），以及由伊朗支持、擁有自己軍事組織的什葉派真主黨。

被徹底摧毀至少5次的城市

2020年8月4日傍晚，22歲的消防員查貝爾．哈地（Charbel Hatti），接到貝魯特港口報案倉庫失火了。當時，與哈地一起值班的還有他26歲的堂哥納吉（Najib Hatti）和37歲的姊夫查貝爾．卡拉姆（Charbel Karam），他們迅速組成10人小隊趕往港區起火點。

查貝爾．哈地、納吉、查貝爾．卡拉姆三位消防員的肖像，被掛在重建的東貝魯特消防局外。攝影: 陳映妤

起初，他們還不清楚倉庫內放了什麼，只覺火勢不對勁。火勢很快的蔓延，最終點燃堆在12號倉庫裡擱置6年之久的2750噸工業炸藥原料硝酸銨，短短幾十秒內，兩次的爆炸聲響，瞬間摧毀了港口的大部分地區，空中竄起巨大駭人的紅色煙霧蘑菇雲，釀成全世界規模最大的人為非核爆炸之一。

貝魯特大片地區被摧毀，建築物倒塌，數十人被當場活埋在瓦礫堆中，至少218人死亡——包括卡拉姆、納吉和查貝爾哈蒂在內(根據當地獨立媒體《The Public Source》調查，因大爆炸死亡人數已超過250位)。另外7000多人受輕重傷，其中至少150人嚴重傷殘。爆炸使貝魯特一半的醫院和醫療中心停止運作，10多座教堂、100多間公私立學校、數百間咖啡廳、餐廳和酒吧，數千棟建築和77,000間公寓被徹底摧毀或大面積破壞。在200公里外的賽普勒斯的居民甚至都能感受到震動波。

前方筒狀的黎巴嫩國家儲備糧倉，原本儲存15萬噸的穀物化為灰燼，是黎巴嫩全國3個月以上的糧食儲量。世界銀行估算，此次爆炸造成最高46億美元的物質損失，這對經濟正在崩潰的黎巴嫩社會，是又一計墜崖式的毀滅性打擊。

「我們花了整整17天到港口、醫院各地尋找他們的屍塊和殘肢，」今年22歲的安東內菈 （Antonella Hatti ）在4月4日的紀念抗爭現場，拿著三位親人的照片氣憤地說。這場爆炸帶走了東貝魯特消防隊裡10名消防員和其他的緊急救援人員，三位消防員所在的辦公室，也被炸毀的只剩下建築主體和裸露的鋼筋。

「我們家裡一下失去了三個男人，他們的離開是因為掌權者控制了這個國家。」

20個月的調查，2名法官，仍未能替200多位罹難者找回真相

爆炸發生2天後，黎巴嫩總統奧恩就公開承諾「將迅速追究貝魯特大爆炸的真相」。但20個月過去，什麼結果都沒有──沒有案發真相、沒有程序檢討、沒有任何涉事的高層官員承擔政治或法律責任──政府當初的究責承諾，再一次成為自欺欺人的謊言。

政府怠忽導致的世紀災難，從2013年的11月開始。一艘懸掛著摩爾多瓦旗、由俄羅斯商人租賃的老貨船Rhosus號，載著引爆這場災難的2,750噸工業用硝酸銨，從喬治亞的黑海港口出發，預計前往東非的莫三比克。出發之後，船東要求70歲退役的俄羅斯船長把船開到貝魯特港口──因為船東沒錢支付蘇伊士運河的通行費──只能讓船長在貝魯特港裝載額外貨物來賺取現金。但靠港後不久，Rhosus號就因未支付港口停靠費遭黎巴嫩政府扣押。

為了自救，船長賣掉船上的燃料，並用賺的錢聘請了一個法律團隊，根據律師事務所的聲明指出，當時就已警告黎巴嫩當局，這艘船隨時都有可能沉沒或有爆炸的危險。但這批致命的貨物卻沒有被妥善處理，而是被轉移到港口的12號倉庫置放，無任何保護措施。

在2014到2017年，海關署共6次致函給地方法院，要求盡快處理這批硝酸銨，卻是水落石沉──根據NGO人權觀察調查的官方文件與證據，包括奧恩、時任總理迪亞布、國家安全總幹事、前陸軍司令、時任內政部長、前財政部長和前公共工程交通部長等黎巴嫩高層領導人們，皆被告知硝酸銨帶來的風險，卻無動於衷。

官員忽略無數次的公安警告，6年後的2020年8月4日，成了災難的現實。

黎巴嫩的宗派政治體系長期癱瘓國家政治的運作，也時常凌駕於司法單位的獨立，在日後的調查也不例外。第一位負責調查大爆炸的法官薩萬（Fadi Sawan）在要求調查涉案官員後，真主黨在國會的同盟，庇護這些涉案官員，甚至向法院申訴，要求免除他的職位。薩萬在2021年初遭到開除，調查也因而推延。

2021年10月14日，真主黨號召支持者上街，要求換下第二位負責的法官比塔爾（Tarek Bitar），在貝魯特的街區爆發衝突，導致至少6名什葉派民眾遭到槍殺、32人受傷。爆炸的調查，再度停擺。

整整20個月後，依然沒有任何涉事的高層政府官員為這場災難負責。對許多黎巴嫩人，這個故事不過是統治階層長期貪腐失能的另一個證明，也是2019年公民抗爭裡人民反對的核心。

自己國家自己救

卡蘭迪娜社區，在大爆炸20個月後，開始有居民回到重建的公寓裡生活。攝影: 陳映妤

今年26歲的達爾維（Ibrahim Darwish），是協助災區重建組織「給予之樂」（Offre Joie）的土木工程師，他來自北部大城的黎波里（Tripoli） ，爆炸發生後，知道他的專業能夠幫上忙，從爆炸第一週開始，都在這裡工作。4月初的週三一早，他帶我走過大爆炸20個月後，組織最後一個重建還未完工的社區卡蘭迪娜（Karantina）。

卡蘭迪娜社區是受大爆炸影響最嚴重、也是貝魯特最貧窮的區域之一，不同族裔的人在這生活，其中也包括一個巴勒斯坦難民棚戶區。「99%的民宅都已修復完畢，一個教堂的圓頂也完工，還有3到4處的歷史保留建築正在進行，接著是店舖、街道園景……。」達爾維介紹著即將完工的重建計畫。在大爆炸發生後，數千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者自發性地加入他們的重建工作，前兩個月志工都在清理數十萬噸的碎石礫，接著他們在斷垣殘壁的建築體上標上數字，一位建築師帶一組志工團隊，從清掃瓦礫堆開始，一間公寓接著一間耐心重建 。

「我每天都在這裡，住在這裡。」達爾維說，初期還沒有所謂的辦公室，志願者員工需要輪流睡在沒有門的倉庫裡。20個月內，他們克服國家電力的癱瘓，經濟的重創還有疫情的肆虐，在三個重點受災社區，一共重建了52棟民宅，39個商舖，7個文化遺產建築，貝魯特消防局還有讓350個家庭順利回到自己的家。

給予之樂是在黎巴嫩內戰期間成立。一開始最主要的目標，就是協助戰後的兒童安置和家園重建。沒料到30年後，他們參與重建的城市再次被夷為瓦礫。

事實上，自1943年黎巴嫩獨立以來，貝魯特已被至少摧毀了5次。第一次，是1975年基督教長槍黨和巴勒斯坦民兵在哈姆拉街區的樓頂展開槍戰，爆發長達15年的內戰。第二次是1978年，敘利亞軍隊對以基督教派居民為主的東貝魯特，展開「百日圍攻」，夷平大部分法國統治時期建造的公共建築和民宅。第三次，是1982年，以色列軍隊包圍以伊斯蘭什葉教派為主的西貝魯特，摧毀大部分巴勒斯坦難民區，舉世驚駭的夏蒂拉大屠殺（Shatila） 就是其一。第四次，是2006年真主黨與以色列爆發為期34天的軍事衝突，全國超過1200人死亡，4000多人受傷，貝魯特西南部區域也遭以色列空襲摧毀。

人們不斷在災難中重建，找回城市的靈魂與光彩。但統治階層的失能與貪腐，讓2020年的大爆炸，第五次摧毀貝魯特。

大學畢業不久，達爾維就主導了城市裡意義重大的建設計畫。「即使這一切非常困難，但發生的事已經發生，這些是我們人民做得到的改變。我希望可以讓以後來到卡蘭迪娜的人們，可以記得這個社區的顏色，感受到這裡的獨一無二。」達維爾說。

達維爾在「給予之樂」辦公室附近，持續重建的工作。攝影: 陳映妤

在整修完畢的東貝魯特消防局，高掛著一張張殉職消防員的照片，這是悼念、也是提醒。其中三張，就是安東內拉·哈蒂她的三位消防員家人——哥哥、堂哥和姐夫。

帶我們參觀的年輕消防員說：那天，他值班結束去健身房一趟，聽到爆炸聲趕回來後，出去的同事們已全被埋在瓦礫堆下。剩下的隊員在港口四處尋找屍體、驗屍塊、找回同伴，唯一的一位女性消防員，剩下一隻還套著迷彩服的腿，以及黑烏秀長的頭髮。

走在「給予之樂」已經協助完成所有重建的社區米哈伊爾（Mar Mikhael） ，一位穿著紅色polo衫的中年大叔朝我說：「爆炸發生當下，我們社區死了7人，我也全身是血。」即使肉眼可以看見重新搭起的建築，居民試著回到日常繼續生活，但公寓前的十字架紀念碑，陽台上飄揚著的雪松旗，牆上「我們不會忘記」的標語，都在提醒著爆炸對人們帶來的巨大創傷。

Mar Mikhael社區裡，重建公寓外的十字架，紀念逝去的罹難者們。攝影: 陳映妤

黎巴嫩位在阿拉伯世界在現代與傳統、西方與中東的交叉口，貝魯特更有中東巴黎之稱，有著說著三種語言的專業人才、頂尖一流的時尚設計產業，喧鬧迷人的夜生活，還有被譽為阿拉伯世界最自由的思想空氣。

但自內戰以來，黎巴嫩沒有24小時供應的電力，沒有政府提供的大眾交通工具，沒有統一處理垃圾的系統（導致街上時常瀰漫一股食物酸臭味）——人們戲稱此為「黎巴嫩三大特產」，嘲諷長期失能怠職的政府。

黎巴嫩始終無法結束的政治內耗與政府失能，最主要的原因來自於政治體制的「先天不良」。

1943年黎巴嫩自法國獨立後，當時所立下的《民族憲章》奠定了黎巴嫩的教派政治制度，也是國家分化的基礎。其中規定，新共和國的總統、總理和國會議長需分別由基督馬龍教派、穆斯林遜尼派和穆斯林什葉派擔任，議會席次也以「基督徒6：穆斯林5」的比例固定分配——表面上看似公平，卻使黎巴嫩各派因權力分配嚴重分歧，武裝衝突不斷。1948年第一次以阿戰爭開打，數十萬失去故鄉的巴勒斯坦難民湧入黎巴嫩，各宗派的人口平衡因此劇變。1975年，黎巴嫩基督教的長槍黨民兵與巴勒斯坦游擊隊爆發衝突，隨即升級為長達15年的內戰、超過100萬難民逃往海外。而結束內戰的《塔伊夫和平協議》雖然把提升國會的穆斯林席次提升至與基督徒對等的1：1，但卻無力進一步化解黎巴嫩教派政治的沈屙。

無力改變政治，就只能無奈改自己。在黎巴嫩消費主義至上的社會，中產階級找方法讓自身處在例外狀態，例如聘僱私人司機和倒垃圾專員，或是擁有私人發電機、每月繳兩份電費單，默許政府失職30年。

但在2019年秋天，政府計畫對汽油、菸草，甚至是使用社交軟體WhatsApp徵稅的計劃，成為壓垮人民的最後一根稻草，積年累月的壓抑與不滿，在10月17日，引爆了國家30年來，最大規模的全國性、跨宗教教派的公民抗爭。

幾十萬人上街頭，要求包括總統、總理和議會議長在內的所有掌權階層全面下台。示威者舉著抗議標語，揮舞著雪松旗，喊著革命的口號。對許多年輕人來說，從小到大生活在以宗教教派來切分權力的國家，那是他們第一次強烈感受到一個字：團結。

「這場抗爭讓我與街頭連結，與黎巴嫩各地的人和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人連結在一起，」25歲的甘杜爾（Hussein Ghandour）在貝魯特的一個人民自造的公園裡告訴我。

黎巴嫩議會大樓附近的圍牆，佈滿2019年公民抗爭人民留下的塗鴉。攝影: 陳映妤

個性隨興、不拘小節的甘杜爾，大學念完生物學後，加入氣候與環境倡議的行列。2019抗爭爆發時，他把街頭當作家，與抗爭夥伴搭起帳篷佔領街頭，兩個月生活在參雜著催淚彈、汗水和燃燒輪胎的橡膠氣味中，數次被警察或是反抗爭者的毆打，他們的帳篷被警察用火燒毀一次，被反對抗議者毀了數次，「即便如此，我不想要錯過任何參與這場行動的機會。」

噩夢的開始

「但從那（2019年黎巴嫩反貪腐抗爭）之後，所有事情卻變得更糟。」今年30歲的凱瑟萬（Mariam Kesserwan），打扮時髦俐落，耳上掛著明顯的銀圈耳環，帶著磁性低沉的嗓音，是一位活躍的社會運動家，也是有上萬人追蹤的社群帳號「黎巴嫩起義 」（Lebanese Uprising）創始人。

凱瑟萬以公民記者的方式，更新最新抗爭資訊和街頭訪問，批評怠職的官員。她更參考香港的抗爭指南，善用線上匿名協作，挖出大部分政客、官員、法官的住家和出入場所，並號召數十位示威者前往現場抗議，要他們立即下台或做出改變；其中一位國會議員甚至被激怒，隔日公開表示 ，誰敢再出現在他家門外，「一律從（家中的）窗戶開槍掃射」。

「局勢變得更加邪惡、更加混亂，銀行體系的崩壞，電力系統的癱瘓，我們沒有司法系統，取得不到應有的醫療資源。我們掉進了更黑暗的深淵。」凱瑟萬一邊抽著煙，一邊激動地說：她發現革命場上起初近烏托邦式的希望，不久便陷入人們熟悉不過的分裂局面——黨團、教派、企業甚至是非政府組織互利結盟，團結像是曇花一現。

為時數月的2019革命，雖在兩週內成功拉下前總理薩德．哈里里（Saad Hariri）與幾位官員，卻不足以推倒整個國家的政治菁英，換來的是一場懲罰性的經濟危機。

短短兩年內，全國75%的人口被推入貧窮線以下。我在黎巴嫩遇到曾經是酒吧的調酒師，他說因為薪水只剩下60美元，決定辭職；學校校長說，他的薪水從原本的1,700美元掉到剩下100美元；全國第一大公立高校黎巴嫩大學（Lebanese University, LU）的教授已連續罷工數月；大批的醫師、護理師、藥劑師離開黎巴嫩。

原本住在貝魯特的敘利亞青年說因為長期失業返回敘利亞；住在棚戶區的敘利亞媽媽買不起糖和食用油；巴勒斯坦難民營裡的婦女，決定讓兒子偷渡到土耳其找工作；待在黎巴嫩8年的菲律賓家政婦說，情況甚至比生活在她菲律賓的家鄉還糟。

「我才不會去投票，這對我來說根本是個浪費，光是油錢就要花我130萬（官方綁定匯率為856美元，黑市匯率約50美元），然後去投一個什麼也改變不了的票？」一位24歲的咖啡研究師艾里亞斯（Elias)，被問到5月的大選是否有期待時，第一個的反應是計算花多少燃料費。

凱瑟萬氣憤地這麼對我說。「這一切都是徒勞無功！」當下的她，坐在東貝魯特的露天咖啡廳，先是生氣再轉而掉下眼淚：「我覺得很後悔⋯⋯。」

當天稍晚，她隨後傳訊息來說，自己當天有點情緒化，她不是真的後悔，而是失望。凱瑟萬說，她將所有的精力與時間，都獻給了前線，結果卻遠不如她的預期。她認為她的一位社運圈夥伴因為參與抗爭「被自殺」，其他真正想要改變的同輩一一離開黎巴嫩。許多家庭煩惱著下一餐在哪裡，根本很困難持續參與政治，她也坦承自己若沒有父母經濟上的支持，不可能撐到現在。

採訪當天，疲憊寫在她豔麗的妝容底下。她覺得所做的一切，在國家深根的教派主義（sectarism）和恩庇侍從主義（clienteism）之下，似乎都微不足道。

後記：2022選舉的驚奇

許多像凱瑟萬的年輕人在2019年慷慨上街，後來發現人民的團結撼動不了統治精英，換來的是一連串的災難，還有一場末日般地大爆炸。人們陷入更大的無助和疲倦感，曾經義憤填膺的人消失在街頭，數十萬黎巴嫩人隨移民潮黯然離開。但5月的國會選舉，讓一些年輕人相信，改變還是有可能。

2019年公民抗爭，抗爭者在貝魯特街頭聚集抗議。攝影: Rita Kabalan

5月15日，公民抗爭、大爆炸和經濟危機後的第一場國會選舉在一場混亂中展開。投票所附近不同支持者爆發推擠和衝突，前總理哈里里的支持者在路中央放置超大型充氣游泳池阻止人們去投票；因為斷電，開票所裡的計票員拿著手電筒，在黑暗中數票。即便如此，大選的結果仍出乎大家的預期，年輕人們熱血沸騰，在街上大聲放著音樂慶祝不容小覷的一點勝利。

這次大選，在128個國會席次中，共有16名獨立候選人當選，2018年時只拿下1位。其中包括「給予之樂」共同創始人哈拉夫（Melhem Khalaf），當選貝魯特第二選區國會議員，以及33歲保護抗爭者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Protesters）律師哈姆丹（Firas Hamdan）──在2020街頭抗爭中，一枚金屬彈刺穿哈姆丹的心臟，險些奪了他的性命──這次拿下以真主黨和其聯盟長期掌控的南部選區的其一席次。

最大的突破，是長達30年擁有國會多數的真主黨輸了選舉，16位獨立候選人有望影響組閣主動權。

「真的是遠遠超乎我的想像，太讓人振奮了！」貝魯特大爆炸罹難者家屬納格爾在訊息中說。納格爾為了在大爆炸犧牲的3歲女兒，開始投入政治，奔波於獨立候選人的助選。許多的黎巴嫩受訪者也表示，這次選舉結果意料之外的好，往前不小的一步。

傳統黨派勢力仍然強大，像是其中兩名被指控與2020年貝魯特港口爆炸有關的官員也同時當選，在位長達30年的國會議長、真主黨的同盟阿邁勒運動主席貝里（Nabih Barri），選舉兩週後仍不意外地宣布第七次連任，都可能讓大爆炸的調查持續停滯。但這次選舉，似乎給了這3年來挫敗的青年一劑強心針，原來有些看似難以撼動的，也不是真的那般堅不可摧。

5月15日，公民抗爭、大爆炸和經濟危機後的第一場議會選舉在一場混亂中展開，投票所附近不同支持者爆發推擠和衝突，前總理哈里里的支持者在路中央放置超大型充氣游泳池阻止人們去投票，開票所裡的計票員，因為斷電用著手電筒在黑暗中數票。即便如此，大選的結果仍出乎大家的預期，年輕人們熱血沸騰，在街上大聲放著音樂慶祝不容小覷的一點勝利。

漫漫民主路：奪回國家的自主權、尋找共同的政治認同

2019年10月17日公民抗爭爆發後，抗爭者佔領街頭，在烈士廣場抗議。（攝影／Rita Kabalan）

黎巴嫩的政治評論家與工作者穆罕默德（Mohamad）是其中一位從黎巴嫩離開，又再回來的。

長期生活在海外的穆罕默德，參與2019年的公民抗爭後，在家鄉面臨一連串的社運與危機後離開黎巴嫩。他知道他有選擇可以在回來與出走之間徘徊。在許多家庭擔心溫飽和丟失工作之際，他能坐在文藝聚集地哈姆拉（Hamra）社區裡的咖啡廳侃侃而談。

「是一種愧疚感，我還沒遇到任何離開國家的人感到開心的。」穆罕默德說。

今年他回家投票，並參與公民抗爭後成立的跨黨派政治團體「貝魯特反抗 」（Beirut Tuqawem），幫新興的獨立候選人助選。「貝魯特反抗」成員許多來自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的學生政治性社團，穆罕默德也曾是一員，在他年輕的時候，就在校園談論打破宗派政治的可能。他們在貝魯特的什葉派、遜尼派、基督教派的各區掃街，甚至在選前宣傳時被傳統黨派的支持者攻擊。

「不論我們屬於哪個教派，我們面對的是一樣的問題⋯⋯我們知道我們的基督教派鄰居同樣損失了所有在銀行的積蓄，我們知道他們沒辦法負擔得起電力，沒辦法給孩子好的未來。」穆罕默德的父母一位來自遜尼派、一位來自什葉派，戲稱自己出生就是「混種」，他認為這場選舉非常重要，即使不可能一下換下所有當權者，但卻是一個機會，讓更多跨黨派的人一起合作。

穆罕默德認為改變不可能一步到位，黎巴嫩用了15年逐出以色列駐軍，30年逐出敘利亞軍隊，這是一場長期的抗戰。

過去的黎巴嫩，主導國內衝突的因素，都和境外政治勢力像是敘利亞、以色列、伊朗等有關，而今日的黎巴嫩，是公民主動要奪回國家的自主權，解決自己的問題。在黎巴嫩街頭與高速公路上的競選海報口號，像是「我們必須要團結」、「貝魯特需要（一顆）心臟」、「我們的沉默，會換來再一次的大爆炸」，都反映了從1943年就法理獨立的黎巴嫩，人民開始想要做自己國家的主人。

凱瑟萬表示，黎巴嫩這樣的小國，數十年來做不成自己，但2019年抗爭之後，還是看到了一些改變，包括公民素質的培養。「我們至少，至少開始會質疑、會要求政府公開透明，要求政府負起責任。我們試著在做的是靠我們人民自己，提升意識，來監督掌權的人。」她也說，黎巴嫩的認同正在形成。

「很多人覺得黎巴嫩的多元是個問題，我覺得恰恰相反，多元就是我們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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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已於2022年6月10日發表在報導者：貝魯特大爆炸遺留的火種：黎巴嫩現場漫長的公民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