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全文】戰時，暫時：貝魯特到大馬士革路上

作者：陳映妤，「在場」第一季三等獎獲獎者

編輯：劉怡，國際時政記者

序言

抵達黎巴嫩的3月，正是敘利亞戰爭滿11年。

11年前，在敘利亞德拉村（Daraa）的一群青少年，在學校的牆上寫下「人民要推翻政權」，遭到逮捕和酷刑，爆發這場原是和平的公民起義。人民上街譴責阿薩德家族幾十年來鐵血的執政，同時也表達對爭取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渴望。

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以殘酷手段鎮壓，人民開始逃難，或是拿起槍桿，加入不同的武裝反對派團體與政府軍對抗，運動升級為內戰。2015年9月，普丁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名正式介入，轟炸醫院、民宅、機場，內戰演變為更難以收拾的代理人戰爭。新一波百萬難民湧入歐洲，一張3歲小男孩死在土耳其海灘上的照片，震驚全球。

11年間，敘利亞成為聖戰士的招募地，成為各國爭奪地緣政治利益的戰場，成為化學武器的實驗室，成為軍火工業「蓬勃」發展的重鎮。數十萬人死亡，上百萬難民在異地掙扎，幾千萬人在境內失去家園。

11年間，敘利亞也不再只是戰亂中的滿目瘡痍，阿薩德政府在2018年後開始掌握大部分勢力，境內人們試圖在不談民主自由的日常裡重建生活，但新一波的「經濟戰爭」，導致糧食與燃料的短缺，水電供應的匱乏，將一個個家庭推入生存的邊緣。

原本願意接收難民的鄰國，在各自國內問題自顧不暇之際，開始用盡方法讓敘利亞人「自願回國」。不論是自願或被迫，回國的人群在2019年驟升，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地爆發，更成為敘利亞人回國的推力。直到2022年4月，已有超過31萬敘利亞人返國。

敘利亞戰爭也許被許多人遺忘了，但被遺忘的人們還在承受著創傷與苦難。俄羅斯在今年2月24日正式全面入侵烏克蘭，讓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戰爭？為何有戰爭？戰爭如何改寫人們的生活？為什麼沒有辦法停止一場戰爭？

作者前往黎巴嫩——全球難民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以紀實創作，記錄從貝魯特通往大馬士革這條路上，敘利亞人的逃難、停留和回鄉，以及這條僅3小時的車程，如何投射出這場11年災難的過去，現在和可能的未來。

Chapter 1 / 貝魯特（Beirut）：是家？抑或暫時避風港？

在貝魯特敘利亞青年家庭裡共享午餐。

在未停的戰爭裡，貝魯特的敘利亞青年組一個家

打開手機的手電筒，沿著樓梯，跟著敘利亞人榮奧往上走，終於在2個月等待簽證之後，在3月25日晚上8點左右抵達榮奧與他的妻子愛娜在黎巴嫩貝魯特的家。

「歡迎來到貝魯特！」榮奧的妻子在門口迎接，笑臉盈盈。

來自大馬士革的年輕夫妻，在2020年租下在貝魯特市區溫馨的三房兩廳，開啟他們的新婚生活。客廳裡，是榮奧自己用木棧板組裝成的矮桌，牆上是愛娜的手作品和畫作，地上鋪上阿拉伯的天鵝絨圖騰地毯，他們的阿拉伯樂器——包括榮奧的烏德琴，和愛娜的達夫鼓，被優雅地置放在一角，襯出他們對空間的用心。和2019年與榮奧碰面時不同，此時的他，有了愛娜，有了家庭，更在乎兩人共築的生活。

男主人榮奧，今年27歲，來自敘利亞大馬士革的德魯茲社區，他在2017年9月離開敘利亞，在貝魯特一個草根非營利組織擔任專案負責人，負責協調在敘利亞境內的團隊運作。同時也是一位專業的烏德琴音樂家，他自學演奏，也作詞作曲，在敘利亞時曾在一間製作烏德琴的工坊當學徒，從了解木材不同的紋路，到能製作出一把獨一無二的烏德琴。喔對，榮奧堅持蛋一定要全熟才肯吃，碗都堅持要自己洗。

2019年，他和學生時期暗戀的對象愛娜，在敘利亞大馬士革再次相會。在市區的一間咖啡廳，重續了他們的緣分。他們陷入熱戀，愛娜從2011年都待在敘利亞，內戰後第一次離開家人，離開敘利亞，是為了與榮奧一起生活。

今年26歲的女主人愛娜，有著白皙透紅的皮膚，自然捲曲的黑髮，甜美的笑容和一笑就瞇起的彎彎眼睛。戰爭期間，她持續在敘利亞完成學業，在2016年順利從大馬士革大學外文系畢業，現在自由接案，專攻阿拉伯文-英文翻譯，包括新聞報導、經典小說和政策文件等的翻譯，最近翻的一本小說是班傑明的奇幻旅程。她喜歡煮飯做菜，喜歡登山露營、喜歡畫畫種花，喜歡日本動漫。

從2013年到2018年，愛娜每天的9點到12點，都會到她在敘利亞的社區廚房，和慈善組織一起當志工，做約1500份的餐點分送給境內流離失所的上百個家庭。她有時煮扁豆湯、有時是雞肉核桃飯、或是番茄燉飯，笑稱她6年能變出的料理，要開餐廳絕對沒有問題。

愛娜的哥哥逃離國家兵役的招募，到馬來西亞找工作，現在在吉隆坡當會計師。另外兩位弟弟和父母住在敘利亞大馬士革近郊。她在敘利亞的愛狗是一隻4歲的西伯利亞犬。

當天晚上，剛好來自敘利亞的好友奧利和依琳也在家，榮奧泡了阿根廷的瑪黛茶，端上敘利亞來的杏桃乾軟糖，我們圍著中國製的低耗能暖爐，蓋著毛毯，坐在客廳聊著天。榮奧說我很幸運，兩週前氣溫驟降，下了厚雪，現在剛好是回暖的時候。

依琳在大馬士革念的是劇場和傳播，戰爭爆發後，來到貝魯特繼續她的學業。知道我來自台灣，她說上個禮拜，她恰巧窩在家裡，把楊德昌的經典電影都看完。她最喜歡《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也很喜歡《一一》，她非常喜歡楊德昌對人物和情感的細膩刻畫。

畢業於地理系的奧利，則是剛從沙烏地阿拉伯大公國回來，幾個月前本來帶著遠走的決心，買了單程機票，要到海灣區找工作討生活，卻處處碰壁，對未來感到迷茫的奧利，還是決定先回到他熟悉的貝魯特。

一群敘利亞人，聊起他們最喜歡的日本動漫，尤其是他們小時候看電視卡通的共同記憶，由中國經典小說改編的卡通《三國志》和《戰國策》，榮奧和奧利一邊播放熟悉的主題曲，一邊約好，如果他們一起當上敘利亞總統，要用其中一部的主題曲當國歌。這群曾有一絲期待敘利亞改革的青年，在內戰爆發11年後，日常仍會開這種不切實際的玩笑。

客廳一角置放榮奧與愛娜的阿拉伯樂器和烏克麗麗。

榮奧與愛娜屋簷下來去的人們，都是這場歷時11年戰爭的縮影。

有的敘利亞青年準備返家、有的是從敘利亞到黎巴嫩考雅思考試準備到歐洲唸書、有的是回國後又再從敘利亞逃出來。

自從2011年的戰亂開始，敘利亞2400萬人口中，600多萬人在境內流離失所，600多萬人逃至其他國家。這其中逃離至黎巴嫩的難民超過100萬人，包括像榮奧和愛娜這樣的年輕人。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是知名的文化與金融城市，有「中東巴黎」之稱，也成為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敘利亞青年能繼續受教育或找到能力相對等工作的地方。他們通常會找當地的擔保人，申請「移工」身份進來，而非難民，為了能有正當的居留和工作權。

但在黎巴嫩的規範下，他們拿的居留證，只能在農業、清洗業和建築業的部門工作。榮奧拿到了這份居留證，但愛娜還沒，因為沒有合法居留證，在貝魯特出門都還是戰戰兢兢。

即便如此，這對敘利亞年輕夫妻打開家門，選擇在能力所及之內，照顧更多人。他們空出兩間房，讓身邊的親朋好友能在前往下一站前 —— 不論是往敘利亞的反向持續遠走，還是回家鄉的路上——都能在這裡小歇幾晚，或小酌片刻，或彈琴奏樂，或找到家人般的歸屬。

一群人圍坐在客廳喝茶、喝咖啡，聊天。

待在榮奧與愛娜的公寓裡幾日，幾乎每天都有人敲門，都會聽到不同人的笑聲。有時他們拿起樂器就開始表演，有時榮奧分享自己寫的音樂，讓大家聽聽。有時朋友只是為了和他們分享生活上好的壞的消息。有時他們一起在各個角落加班，趕設計稿、做翻譯、準備英文面試。有時一起看部藝文電影，有時喝一點小酒，玩UNO，打發時間。

一個週六下午，愛娜的好姐妹明寧，從大馬士革到貝魯特參加工作的受訓，她們在愛娜的貝魯特家團聚，愛娜將石榴籽加入芝麻葉沙拉，明寧將新鮮的葡萄葉熬煮到軟爛，淋上新鮮檸檬汁，另一位朋友塔尼拉則在平底鍋上煎烤著核桃片......。她們一邊在廚房準備著午餐，一邊和彼此更新近況，不時傳來朗朗的笑聲。

叩叩，是奧利提著一袋零食進來，和大家熱情地貼臉頰、擁抱打招呼。

叩叩，是另一位來自敘利亞的朋友，來一起共進午餐。平面設計師奧馬，在幾年前嘗試返回敘利亞，因為擔心被敘利亞政府緊急召兵，又再度離開，還沒在貝魯特找到住宿的奧馬，暫時住在榮奧家的客房。

另外還有兩位法國來訪的朋友加入，此時香氣和歡樂已飄滿整間屋子。

牛肉烤核桃燉飯、酸優格醬、無花果乾地中海沙拉，奶油蒜雞烤飯、扁平麵包端上餐桌，三月底將春未春的陽光從陽台灑在每道料理上，像極了藝術品。大家大快朵頤，讚不絕口，迅速掃光碗盤中的食物。

午飯過後，榮奧拿起木製的烏德琴，一首接著一首彈著敘利亞的古調曲，愛娜用手輕拍著達夫鼓幫忙打節奏。眾人圍著，有的抽著水煙，有的喝著咖啡，有的賴在沙發上休息。每個人都像是這裡的一份子，毫無違和感。

愛娜和明寧的革命情感，是在敘利亞時，她們一起為在戰後成立的一間知名獨立媒體擔任新聞翻譯員。他們的媒體，透過境內與境外的網絡，訓練前線的公民記者，每天發布多媒材的新聞內容，讓國際能夠知道敘利亞的戰爭實況。

其中一篇，是她們一起翻譯位在大馬士革東北部的東古塔居民，從阿薩德政府的化學武器攻擊生還的故事。

「我一邊翻譯，眼淚一邊不停地落在鍵盤上。」32歲的明寧說。

2013年敘利亞總統阿薩德領導的政府軍為了圍剿反叛軍佔領的東古塔區，展開殘暴的圍城手段，不只切斷包括食物、燃料、藥品等必需品供給路徑，更以如沙林毒氣的化學武器攻擊平民，到2018年4月，政府軍以駭人的化學武器襲擊該區，殺害了至少1600位平民，收復了8年反政府軍在大馬士革最後的領地。

「2018年的一晚，我們收到一位在東古塔那邊一位志願者的紀錄，他們剛遭到沙林毒氣的攻擊，但他很幸運活了下來。那天晚上大概至少上百人因毒氣窒息而死，是非常慘烈的一場屠殺，有些人因為帶著防毒面具前往救援，才勉強活了下來。」愛娜試著回憶細節，但她沒辦法想起更多。「我花了很大力氣要忘記這些回憶，所以現在我想不起來，我只記得在翻譯的當下，我都可以聞到沙林的氣味。」

她們媒體組織的公民記者，在東古塔的反政府軍區域採訪，再傳檔案給翻譯員，有些像愛娜和明寧的翻譯員是在政府控制區內，再將翻譯好的內容傳到海外的編輯刊出。愛娜說，她們都必須匿名工作，在敘利亞的每天，她都很害怕經過檢哨站時會出事。

「我覺得承擔這些風險是值得的，我一直都想著我正在做的事，是可以把這些故事分享給全世界。這個世界會知道在敘利亞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我覺得我們做的事還算有用吧。」她一邊說，一邊有些遲疑，回過頭看這11年發生的事，她很難說得篤定。

其中一個原因，是她服務的獨立媒體因為資金不足，以及境內工作者面臨龐大的風險和壓力，漸漸撐不下去，在近年宣布倒閉，大部分網站的內容付之一炬。而她志願服務的社區廚房，也因為沒有足夠的捐款，在2017年時永久關閉了。

初春，陽台花兒盛開。

愛娜選擇離開傷痕累累的家鄉，與榮奧展開新生活。明寧則是加入非營利組織，為流離失所的孩童服務，並和丈夫持續住在大馬士革。她在愛娜家的客廳裡總是笑得豪邁，如果不知道她在敘利亞生活的樣子，很容易覺得她就是這般樂觀開朗。

「我只有在黎巴嫩會這樣笑，生活在敘利亞，每天都是這樣的表情。」明寧馬上擺出喪氣失魂的臉。

明寧沒有辦法透露工作的組織，因為組織的受訓課程在敘利亞過於敏感，所以他們整個團隊跨越邊境移地訓練一週，再返國。

11年活在戰爭裡的明寧，其實一直都有離開到外地甚至到歐洲的機會，但即便有再多對敘利亞的抱怨和憤怒，還是選擇回家。

她的姊姊做了完全不一樣的選擇，在2013年離開大馬士革到法國，她們至今都還沒見到面。

在明寧返回敘利亞前，姐妹們一起陪她到平價的百貨公司，買了4公斤的貓糧和一個約4.5萬黎巴嫩鎊（官方匯率為30美金，黑市匯率約1.5美金）的逗貓玩具，要帶回去敘利亞。她說，在戰爭期間，她療癒自己的方式，就是在敘利亞認養了兩隻狗和一隻貓，並好好照顧他們。

另一晚她們到附近一間有許多外國進口商品的超市，提了6到7袋戰利品回來。

「全部都要帶回敘利亞？」我有點驚訝地問。愛娜也請明寧幫忙帶禮物給家人，但她也擔心明寧帶太多東西，可能會在過邊境時被找麻煩。

藍芽耳機、洗衣精、洗髮精、潤髮乳、護髮乳、香菸、千層麵餅皮、過季的夏天衣服、棉花糖、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龜甲萬醬油...... 明寧一一塞進她的大後背包裡，剛好塞滿。「這樣就沒問題了！」再次豪邁大笑。

「這麼多巧克力？」「對啊！敘利亞那邊很貴呀！也不一定有。可是奢侈品！」明寧和愛娜解釋，繼續打包。

明寧離開的那天晚上，失落感寫在這些女孩的臉上。她們在客廳圍著中國製的電暖爐隨意閒聊，把握道別前的時間，在最後給彼此一個深深的擁抱。3小時的車程，明寧順利穿過最南部的邊境口，回到敘利亞的家。

戀家的愛娜，客廳少了姐妹的笑聲後，和我分享她9年待在敘利亞的照片和影片。

其中一支影片，是她與數十人在夜晚的營地升起營火高歌，另一個影片則是露營回程的路上，在遊覽車上歡唱。從2017年，她開始愛上爬山與露營。一件一件的裝備開始買，擁有了自己的登山包、登山杖、帳篷。她甚至當起了領隊，帶一批又一批的敘利亞年輕人走進大自然。

另一支影片是她偷偷的把手機掛在胸前，拍攝2017年在大馬士革老城街區的市場。商人販賣著茶具、傳統編織品，幾分鐘的影片就傳來一次附近轟炸的震動波，街上的路人沒有特別的反應，像是把它當作生活伴奏的一部分，叫賣的繼續叫賣，行走的繼續行走。她說她好喜歡這支影片，因為政府不允許在街頭拍照錄影，她覺得那是她在敘利亞偷偷享有的小自由。

我們一邊看著影片，她時不時拍手大笑，時而發出揪心想念的聲音。幾十分鐘的分享後，她忽然停頓了幾秒，然後看向我，從高亢轉為柔軟的聲音和我說：

愛娜的阿姨在敘利亞開自己的餐廳，當天來訪，做敘利亞炸牛肉丸給大家吃，還另外做了素食口味。

和敘利亞年輕夫妻家庭生活的最後一週，最後一組拜訪的家人，是女主人愛娜的阿姨和表姐。

她們從敘利亞戰爭爆發後，就一直待在敘利亞大馬士革近郊的城鎮，因為在戰爭最激烈的時期，相對沒有受到戰火直接的波及，成為境內流離失所者的避風港。幾十萬難民逃離家來到他們的社區。

表姐在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工作，針對需要保護的兒童提供物資、教育和身心的支持，2022年她拿到了英國大學碩士的入學許可，但需要考過英文IELTS雅思檢定才能前往。因為在敘利亞沒有雅思檢定單位，所以她到黎巴嫩考試，順便帶媽媽第一次出國旅行。

她們母女勾著手走在貝魯特濱海的巴黎大道上，阿姨難掩興奮，像小女孩般跑到海邊的大岩石上請我們幫忙拍照。忽然一架飛機飛過天空，換愛娜發出興奮的聲音。

「我們就快要坐上飛機了呢！」愛娜和榮奧終於拿到人道簽證，準備要在今年到法國申請庇護，這將會是她這輩子第一次搭飛機。她的表姐也期盼著能順利在今年前往英國倫敦知名的社科院大學讀書。

因為這場戰爭，他們經歷了不少第一次，但至少還有些第一次，是讓他們期待的。

晚上大夥一起坐在客廳閒聊，用著陶瓷淺口杯喝著阿拉伯黑咖啡。他們請我幫他們寫下他們的中文名字，阿姨的名字意思是「希望」—— 希，布不多；望，流亡的親人在外盼望回家。我邊寫邊發現，原來希望是這麼寫的。愛娜在一旁感嘆，「我們（敘利亞人）可能沒剩什麼，最後就是剩希望了。」

「我們曾經歷過最慘絕人寰的日子。但那也給我們機會打開我們的心，打開我們的視野。然後我們成為了更好的人。是啊，這一切超乎想像的艱難。但，你看，也是因為如此，此時此刻我們才有辦法在你的面前。」榮奧說。

「我們都活過來了呀！」 老婆愛娜應和著，笑到瞇起了眼睛，嘴角卻帶著苦澀。

離開前的早晨，是個舒服的晴天。愛娜的陽台開滿了花，九重葛、粉色櫻花、紫色蜘蛛草、白色天竺葵、甜香天竺葵…… 一朵一朵地盛開著。

「哈囉，你們好嗎？我的孩子們～」愛娜邊說著，邊拉著我看不久前才開的花。

「我們看著他們長大，但我們又要離開這裡了，」愛娜露出捨不得的樣子，還不知道這些植物小孩，要送到哪裡去。

「下次我們見面，可能就是在歐洲了對吧？」愛娜再次笑到瞇起眼睛。

戰後的第11年，同個屋簷下的這群敘利亞青年，一起在離散、困惑、相持相愛中，拼湊著流亡生活後對於家園的想像。

Chapter 2: 貝卡谷地 Bekka Valley：十年如一日，誰遺忘了誰？

4月初，貝卡谷地棚戶區後方的山脈，雪還未融。

四月的貝卡谷地開始回暖，黎巴嫩山的頂部仍白雪皚皚，地上未融的雪提醒著數百個敘利亞難民家庭才因為今年冬天橫掃谷地的暴風雪而被摧毀。

環視周遭，山脈、電線、田舍、兩三層的煤渣專房和簡陋棚屋區。標有聯合國標誌的帳篷散布在谷地，像切成塊狀的白色豆腐。

走進一個個帳篷區，有些擁擠的棚戶區相對雜亂，保特瓶、玻璃碎片和用過的尿布丟棄在帳篷之間。經過相對整齊乾淨的棚戶區，曬在戶外的被單和五顏六色小孩的衣服則散發出一陣洗衣精香。拜訪的其一帳篷區，各戶人家在院前栽種各式植物，形成一片花園。其中一戶人家上的掛牌寫著：「我甜蜜的家」。

多台Tuktuk車在這裡穿梭，當地居民說，這是貝卡谷地落入更貧窮的徵兆，2019年黎巴嫩的經濟危機爆發後，許多人付不起汽車較高的燃料費，Tuktuk車開始出現。

經過位在薩阿德納伊勒（Saadnayel）的棚戶區，一位小女孩看到我，用著簡單習得的英文，先是問了我的名字，再拉著我的手，邀我走進她的社區，帶我見她的家人與「棚友」。像是進入一場幻燈片電影，走進一個又一個矮棚裡，一位剛出生的小男孩，在嬰兒搖籃裡格格地笑，媽媽邀我們坐下，她的另一個兒子，困惑地捧著橙橘，看著到來的陌生人。

另一個帳篷裡，是一群婦女一邊聊著天，一邊正在準備穆斯林齋戒月的開齋飯，其中一位是一週前在難民營裡結婚的新娘，她們準備著羊肉骨頭熬煮的湯、短櫛瓜沙拉、葡萄葉捲糯米飯。

薩阿德納伊勒（Saadnayel）的棚戶區家庭，分享剛出生孩的喜悅。

貝卡谷地周圍環山，中間有黎巴嫩最長的河流利塔尼河流經，成為黎巴嫩農業發展最主要的地區。原居住在此的黎巴嫩人有約100萬人口，在敘利亞內戰爆發前，這裡是伊朗支持的什葉派真主黨訓練大本營，靠近敘利亞的邊境城市更被形容是恐怖份子、毒梟和犯罪者的溫床，至今仍可看到真主黨主席納斯魯拉的頭像和真主黨成員的海報。

敘利亞內戰爆發後，昔日危險慎入的貝卡谷地，成為敘利亞人最大的庇護所之一。11年來，貝卡谷地已有超過2700個敘利亞難民棚戶區，小至4到5個帳篷，大至上百個，約34萬人為向聯合國難民署註冊為難民，不包括非正規管道進到黎巴嫩的敘利亞人。他們過著十年如一日的生活，甚至每況愈下。

每一年冬天暴風雪，許多棚戶區難民的家再一次被摧毀或損壞；每一年夏天，也因為過熱，可能導致裸露的電線起火，造成居民傷亡。年復一年，重複著同樣的悲劇。棚戶區裡的社會問題也相當棘手，有時會遭人放火，或遭警察驅逐，尤其在一些難民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之後，或有難民犯罪殺人的事件躍上地方新聞版面之時。

黎巴嫩在1949年以巴戰爭後，在境內設立12個官方巴勒斯坦難民營，換來的除了是巴勒斯坦難民在此代代生根，更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將黎巴嫩難民營作為基地，與以色列軍隊對抗，爆發數十次大大小小的流血衝突。因此在敘利亞內戰期間，黎巴嫩堅持不允許在國內設立任何正式難民營。

在貝卡谷地難民，需要直接向地主租地，再搭建帳篷，各自建立自己的小社區。每個棚戶區會有一位管理人，人們稱他/她為「Shawish」。大多是敘利亞中年男性，極少數由女性擔任。有些在戰爭前就在黎巴嫩，他們租地再轉租，以此賺錢。他們也負責棚戶社區的管理，收租金，解決社區內疑難雜症。即便有時他們才是社區問題的根源，慣性施壓或威脅在棚戶區的難民。

2015年開始，黎巴嫩政府宣佈禁止聯合國難民署再提供敘利亞難民合法難民身份，以阻止持續到來的人們。但這並未阻止敘利亞境內的人們出逃，只是讓他們必須選擇更危險的逃難路徑。導致7成以上生活在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未獲得合法居留，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隨著鼓吹敘利亞難民回國的論述開始廣傳，黎巴嫩政府在2018年加強對難民的管制，例如難民開設的店舖或工廠被迫關閉、僱傭非法居留敘利亞人的公司被開罰，也明文禁止在貝卡谷地的非正規難民營搭建任何實心的建物，若有的話一律拆除。導致許多在貝卡谷地的難民再次流離失所。

切科的大女兒抱著表妹在帳篷的家裡歡迎我們。

切科（Foza Cheikho）和她的家人，是在敘利亞戰爭後第一批就出逃到貝卡谷地的人。2011年，她的丈夫先搭巴士逃離敘利亞到黎巴嫩，她再帶著當時在敘利亞時就出生的兩個大女兒來會合，當時的她才20出頭，現在她已經35歲了，她的另外6個孩子，都是在帳篷裡出生。她看上去比實際年紀滄桑許多，她先說自己的家太髒亂了，時常有老鼠，不好意思邀我們進去，在外頭聊了一段時間後，還是主動帶我們走進了她的家。

她帶我走進房間裡，指著木板之間銜接的空隙，還有破裂的帆布，她說上週暴風雪來的時候，破壞撐起帳篷的結構，讓老鼠更容易進來。「老鼠就是從這裡鑽進來，我每天都很怕我的孩子被咬傷，有一次真的被咬，我們得緊急送她去醫院。」冬天時，氣溫驟降到零度以下，溼冷的天氣在沒有暖氣的帳篷裡，她必須想辦法幫孩子取暖。

「我到附近的樹叢裡去砍橄欖樹，撿樹枝當作柴火，有時候我會擔心別人怎麼看我，但只要可以讓我的孩子不會被凍死，我不在乎。」切科露出一臉無奈。

帳篷裡因為無電無窗，相當昏暗，她的大女兒抱著穿著大紅公主裝的表妹站在玄關處和我們揮著手，旁邊停著一台還算新的黑色擋車。

兩間房間，和一個簡易廚房。她的丈夫因長期生活在帳篷區，面對養家的經濟壓力，幾個月前得了重度抑鬱症，需要用藥物控制，不然會在家中大發脾氣。她的10歲女兒，出生在內戰爆發後的隔年，因為得了黃疸病，幾乎全身癱瘓，她和其他孩子一起被堆疊在狹小的房間裡，用毛毯滾著，瘦小的身形，感覺只有不到2歲，切科說現在仍需要幫她包尿布。

切科拿了丈夫和女兒的皺皺的藥單和泛黃缺角的藥盒給我看，她說：「我丈夫無法工作，我要負責打理全家的事情，除了要買食物餵我的孩子，還要替他們買藥，我根本買不起。這一切都太困難了太困難了。」切科不斷地嘆氣，她的其他孩子也被診斷出身體缺乏維他命和礦物質。

2019年，黎巴嫩的經濟情況急轉直下，本來自1997年都是約1500黎幣綁定1美金，到2019年幣值開始失控，2022年時，黑市匯率最高時已經是約3萬5000黎幣對1美金。所有的物價飆漲，切科說，家裡本來一天可以買得起4包麵餅當主食，現在只有辦法買2包，還要跟雜貨店老闆賒帳。他們也已經很久沒吃肉了，番茄等蔬菜有時也買不起。她的丈夫每月的藥費已經漲到30萬黎幣，她說已經一個月沒有藥給家人吃。

俄烏戰爭爆發後，因為黎巴嫩有約80%的小麥來自俄羅斯與烏克蘭，還有許多民生食品都從烏國進口，讓切科社區裡的物價再次上漲。「這場戰爭爆發後，讓我現在只敢在炒鍋上放一滴油，本來之前會準備早茶給家人喝，但現在連糖都買不起了。」

停頓幾秒鐘後她說了一句：

因黎巴嫩的經濟危機和俄烏戰爭，難民棚戶區的生活更加惡化，但對從戰爭爆發初期就出逃的難民，已經在此日日生根，掙扎之中築成了家，即使回敘利亞變得越來越可行，但曾經戰爭的陰影，對一些人來說，仍是太深的傷口。

抵達另外一戶住在水泥房舍二樓的敘利亞家庭，民宅一樓是一間家庭理髮廳，一樓入口處曬了許多衣服。同樣是35歲的蘿曼頓（Sabah Ramadon），身材有些豐腴，戴著非常漂亮的黃綠色刺繡頭巾，熱情地歡迎我們。她的家中簡單樸實，幾乎沒有多餘的傢俱，只有暗紅色絨質的地毯和靠背坐墊，一台放在木架上的 CD player 已經不能使用。

客廳一扇窗，剛好可以讓陽光透進來。屋內空蕩，安靜，祥和。牆上一隻白鴿寫著英文的「和平」，5個月大的孩子沉睡著沒有哭聲。

寬敞的廚房，雖然鍋碗瓢盆不多，卻有一組約20個的寶藍色咖啡淺口杯。

「我們從2012年離開敘利亞家鄉伊德利卜(Idlib) 後，先住在一個車庫，輾轉找到這間公寓，在這裡已經7年了，我們的家在那裡被炸毀，回去什麼都沒有，我們已經在這裡從零建立起了些什麼，短時間不可能再回去。」蘿曼頓說著當初來到黎巴嫩的經過。

蘿曼頓來自的家鄉伊德利卜，位在敘利亞的西北部，內戰爆發後，敘利亞反對武裝勢力節節敗退，伊德利卜成為反叛武裝軍隊境內最後一個據點，政府軍持續圍攻，展開大規模攻擊，導致包括兒童在內的數十萬人流離失所。加上鄰近於土耳其邊防，雙方也多次交火。

在我抵達當週的星期一，才有4名孩子在上學的途中，遭空襲攻擊而死亡。

「 他們正在上學的路上——這應該是孩子們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經過 11 年的內戰，這就是敘利亞兒童的日常。」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 敘利亞部門主任庫什（ Sonia Khush） 針對當天上午攻擊的回應。

即使逃到安全的地方，對小孩來說，仍是活在擔憂戰爭的恐懼中。

「有時候在婚禮上有炮竹聲，我的孩子會問我，『媽媽，戰爭是不是也要在黎巴嫩爆發了！？』、或是問我：『媽媽，敘利亞的戰爭什麼時候才會停？』」蘿曼頓說，她的孩子跟著戰爭一起長大。而讓她更心疼的是，他們會一直對未來抱著恐懼，會害怕是不是到了新的地方，那裡可能又隨時有戰爭。

自黎巴嫩幣值大跌開始，蘿曼頓所住的公寓房租從25萬黎幣漲到50萬，每個月持續上漲5萬。她說到年底，房租就會漲到100萬黎幣。她要養家中的5個孩子，平常靠賣扁麵包和一種常見中東藥材Molokhia給鄰居維生。她的一對雙胞胎兒子和一個8歲大的女兒都在附近的學校上課，最大的兒子13歲，患有糖尿病，因為黎巴嫩自2021年面臨醫療系統崩潰，時常買不到胰島素注射針，她必須請人從敘利亞的藥局幫忙買，幾個禮拜前，有3天她在各地藥局都找不到胰島素，她的兒子皮膚開始泛黃，眼睛周圍變深，整個人瘦如骷顱。

但這些生活上的困難，都不足以成為她們回敘利亞的理由。

羅曼頓的姐夫，因為黎巴嫩的財政危機長期失業，8個月前決定自己回去敘利亞找工作。但她還是拒絕丈夫回敘利亞的提議。她的姊姊在一旁應和：「我們好不容易從戰爭逃離出來，我沒有辦法想像再回去的生活。」況且，她說。「我們已經在那裡失去了一切。」

走過一片麥田、蒜田和馬鈴薯田，穿過正在踢球的敘利亞孩子們，進到一間非政府組織的教室裡是黎巴嫩和敘利亞女孩們一起在跳舞；教室外，是一群來自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婦女聚在一個混居的帳篷區裡，製作雪松樹的種子球，協助在貝卡谷地種植更多黎巴嫩國樹。她們自動展開一個家庭代工生產鏈，一邊製作一邊有說有笑。

其中一位43歲的黎巴嫩媽媽哈桑（Nora Hassan），熱情洋溢地拉著我到走路2分鐘就抵達的「家」，其實這個家，也是帳篷搭建而成的。

哈桑周圍大多是敘利亞家庭，她是少數來自黎巴嫩的棚戶區居民，這裡原本是一個畜牛場，在周圍居民的幫忙下，讓她能在馬路邊有個有屋簷的家。

家裡玄關右側，有一個披著米白布的沙發，讓客人可以坐下休息，另一側掛滿衣服，還有她用撿來的色布做成五顏六色的窗簾，抵擋車子經過馬路旁而捲起的沙塵。客廳裡也有幾個沙發和木櫃，五臟俱全，一時會忘記這其實還是一個帳篷。

在2010年，嫁給敘利亞籍丈夫後，哈桑跟著一起到敘利亞生活，戰爭爆發後也被迫逃離戰爭。她和孩子先抵達黎巴嫩，老公試著回家拿他們的身分證件，但從此沒有下文。她在逃難中，丟失了自己的身分證，雙親又都過世，只好自己找地方住，獨自扶養3個女兒。

「我來到這裡時，什麼也沒有。一位賣牛奶的黎巴嫩人，看到我買不起給孩子的牛奶，帶我到他家中住幾天，然後幫我找到這個地方。附近一個在磁磚工廠工作的敘利亞人，知道我的情況，把公司剩下用不到的磁磚，來幫我的玄關鋪地板，所以老鼠不會進來，一毛錢也沒有收。另外一個住在樓房的家庭，從陽台用洗衣夾夾著幾張鈔票，叫我去買一些吃的。我真的非常感恩，在這裡受到很多人的幫忙。」許多在附近的非營利組織，因為哈桑不是敘利亞人，所以不會將她列入受助者名單。她說剛抵達時特別無助，是受到不分國籍、宗教的人幫助才撐過來。

她接著帶我看看家中後院那片讓她驕傲的花圃。不到兩坪的大小，種滿蘋果、橙橘、檸檬、番茄、薄荷、洋蔥、馬鈴薯、蒜頭......。她說這塊菜園是撫慰她心靈的地方，樹幹枝枒往天空去，就如她對生活的希望，也乘在新葉上。

「我看到烏克蘭的媽媽，在俄軍的空襲中持續哺乳自己的孩子，我覺得好心痛，」哈桑一邊比劃著自己的乳房，和按著自己的心臟，一邊說著關鍵字：戰爭，哺乳，心痛。「我覺得那就是我。」她形容著離開敘利亞時，她的胸前用布巾綁著幾個月大的小女兒，左手牽著老大，右手牽著老二，花十幾個小時跨越邊境，深怕一放開手，孩子就會在人群中走丟。

「我也是從戰爭逃出來，我能理解那是什麼感受。」她緊握著我的手，想讓我知道她當時有多害怕放開。

「我真的不希望再有戰爭，再有孩子因為戰爭受到傷害。受害的都是孩子，母親，還有很多很多無辜的人。」

哈桑與她8歲的女兒。

Chapter3：馬薩那（Masnaa）：這次是逃難還是回家？

馬薩那（Masnaa) 黎敘邊境關口，斜對面就是邊境咖啡店。

沒了雪松樹的黎巴嫩旗幟飄揚在沙塵中，殘破泛黃。戒備森嚴的檢哨站外圍，人流稀噓。開著蓋著灰色帆布貨車的司機，載著肉眼無法判別的貨物排隊默默地等著入關，附近兌換各國錢幣的商鋪也把鈔票放得很輕。

汽車駛到貝魯特到大馬士革最主要的邊境關口馬薩那（Masnaa），相較11年前湧入黎巴嫩的難民人潮，異常安靜。

從石泥牆上鐵絲網的空隙望過去，是黎敘邊境上7.2公里聯合國設立的緩衝區，裡面一間咖啡店招牌上面寫著「邊境咖啡」。過關後的敘利亞人湧入人口只有2萬3000人的邊境小鎮安賈爾（Majdal Anjar），過不了的則被擋在緩衝區上過夜、等待再一次嘗試越境的機會。

敘利亞司機在等待接送乘客，一台台白色亮得反光的7人座進口轎車開上幾公尺長的運輸貨車。大型商場、貿易仲介辦公室、雜草叢堆的摩天輪、上百坪的高級磁磚公司、都顯示著通往中東灣區市場的貿易關口曾經的輝煌。

邊境附近的道路上，廢棄的建物、灰白水泥平房、聳立在賣著全新亮白外殼洗衣機的電器行旁。家電廣告牌上寫著：「重新想像人生」。

趕羊的敘利亞青少年朝我們揮手，背後安蒂黎巴嫩山脈仍覆蓋著未融的雪。

「你看這邊就是往返貝魯特和敘利亞的司機，在等著客人，但這邊不要拍照，我們也說好，等下都不在街上採訪，我不想做違法的事，」載著我的當地嚮導薩倫，是一位退休的黎巴嫩警察，目前擔任一個非政府組織安全部部長，他很清楚被抓到的後果，卻仍希望能帶我這遠道而來的訪客，了解邊境上的情況。

馬薩那邊境上的城鎮，曾是一些恐怖組織的聚集地，即便至今還是有一些區域，連當地人都不敢靠近。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後，數百萬敘利亞難民倉皇出逃，馬薩那成為黎巴嫩其中一個敘利亞人最方便逃出的「合法」邊境口，也是通往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必經的關口。

馬薩那關口，像是黎巴嫩的雙臂，起初抱著對敘利亞人的共情，提供支援；但時間長了，同情漸漸轉為不滿。黎巴嫩的外交部長在2019年時的公開場合表示：「多達四分之三在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可以返回敘利亞，因為他們回去不用害怕政治迫害或安全上的威脅。」

2020疫情爆發，邊境關口更是直接關閉。但就在步行不到5分鐘的距離，即可見到另一條所謂「非法」的逃難路徑。

「來來來，你看你看，就在這裡。」63歲的黎巴嫩英文老師何塞說，從沙發上起身，帶我到陽台，看看媒體常說的「非法逃難路線」。他的太太與小兒子也跟著附和。

一個住在邊境上三層獨棟民房的黎巴嫩家庭，家門前的山坡上就上演著一場長達11年的逃難電影。

「前三年，人們就從這個山坡上一直一直來，從白天到黑夜，冬天到夏天，24小時無休啊，婦女抱著孩子，人蛇帶著數十人甚至上百人越過山脈來到這裡。」63歲的黎巴嫩何塞，提到7年前的冬夜，一個60幾歲的男子，在翻越幾百公尺的山頭後，死在他們家陽台望出去不遠處的山腳下。

他說有3次，婦女和孩子請求讓他們在家裡借住一晚。「就一晚，在一樓。」爸爸強調，一晚。

植被乾枯的山丘上，左側是黎巴嫩邊防軍人駐點站，另一側是黎巴嫩警察巡邏站，有時他們閉一隻眼讓人過去，有時抓到了，就會被帶走拘留，幾天後再放行。這一切阻擋不了迫切逃離戰火與恐懼的人們。

「我們有時就在這喝咖啡，然後人就來了，哈！有時對到眼了，何不乾脆打聲招呼？」何塞帶著風趣的口吻形容。

「我為他們感到很難過，這些人有工作，有自己的財產，他們本來的生活都在那裡。」何塞說著，但仍舊在言談中透露十年來對敘利亞人的埋怨，一個受過教育的黎巴嫩家庭，隱晦地說著敘利亞人帶給他們生活的影響。他們說，甚至連周圍的診所大多都是給敘利亞人，有些不會開放給黎巴嫩人。

敘利亞人和黎巴嫩人，光是近代史上就有許多的恩怨情仇。緊靠地中海的黎巴嫩，在中東與歐洲的文化交融下，在生活水平、文化開放上整體高於敘利亞，以致黎巴嫩人時常帶著高於敘利亞人的優越感。

「雖然這樣說聽起來不太好聽，但娶敘利亞女孩比較便宜，大概是娶一位黎巴嫩女孩，可以娶十個敘利亞人！」何塞聊到在替32歲的物理職療師兒子找媳婦，舉了這樣的例子，卻已經不是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形容。

何塞說著眼前的山腳，如何上映著11年來的災難電影。

但在戰爭爆發於敘利亞以前，敘利亞強大的國力，長期影響甚至是控制著小國黎巴嫩國內的政治。在1975到1990黎巴嫩內戰，敘利亞軍隊更趁機駐軍在黎巴嫩，長達30年，直到2005年才正式離開。

「馬薩那這裡在當時還有個大市集，敘利亞軍人會來這裡買東西再回國，他們特別喜歡買玻璃、碗盤、廚具......。當時這裡經濟很繁榮。」何塞回憶起敘利亞駐軍時，邊境上的熱鬧，甚至覺得有敘利亞軍隊在此，反而感到比較安全。當時的馬薩那，是其他黎巴嫩受內戰影響嚴重的地區尋求庇護的地方，或是前往敘利亞前的休息站。何塞的老婆，就是在當時從黎巴嫩南部逃過來的。

2011年後，風水輪流轉。換敘利亞人尋求黎巴嫩人的協助，頭幾年，人們千方百計探出一條求生的路。後幾年，隨著敘利亞阿薩德總統重新控制境內70%的領土和40%的戰前人口，兩三年前開始幾乎沒有人翻山越嶺過來了。

何塞一家人在邊境上的三層樓公寓。

住在邊境不到2公里外，住著努薾一家人。他們是在2011年第一批出逃的敘利亞家庭。在2018年戰事趨緩時決定鋌而走險返家，卻在2020年，因為丈夫被政府緊急征召入伍，再次逃難。

回家再逃離，始終重建不起的日常

拜訪努薾時，正值穆斯林的齋戒月。一間兩廳的小公寓裡，除了一台老式厚重的電視機，和木質書櫃裡孩子的書和泰迪熊，幾乎沒有傢俱。

努薾與丈夫和3個孩子，坐在既是床鋪也是餐桌的客廳地板上，鋪著絨質的地毯，大夥一起吃著開齋飯，非政府組織的志工在餐廳外帶了豐盛的餐食，努薾特別開心，因為她終於有一天不用準備開齋飯，飯後也不用洗碗。她的孩子則是生澀害羞不多話。電視上播放著敘利亞電視台的聲音，讓一開始晚飯的沉默少一點尷尬。

今年35歲的努薾，穿著全身的黑色絲質掛袍，圍著黑色頭巾，在飯後主動坐到我們的旁邊，我才終於得以細看她的臉，眉清秀目的她，黑滾滾的眼睛裡有光，但臉上多了平常35歲不會有的細紋。她開始說著第一次回家的故事。

努薾和丈夫在大馬士革的家，內戰初期就被摧毀，來不及帶上旅行證件，只能非法越境。2018 年，政府所控制的區域，相對戰爭高峰期的空襲轟炸，已平靜許多。

與此同時，努薾的父親因腰椎滑脫，臥病在床，而她也因腎結石問題，需要動手術，負擔不起黎巴嫩的醫療費，她與38歲的丈夫，帶著3個10多歲的孩子，決定在2018年底時冒著風險回到敘利亞。他們花了9個小時，穿過邊境小鎮的山坡，抵達敘利亞。並住在努薾的爸媽家。

「我們在敘利亞時，甚至連水都不敢喝。一開始我們並沒有發現喝的水有什麼問題，但3天後開始有人出現病狀。我們才趕緊停止，後來身邊有大概75個小孩因為喝到有毒的水而死亡。」努薾說，她的丈夫在一旁跟著有些激動的附和。

「沒有水，沒有電。我們要到大馬士革等待數個小時，幫我們的發電機充電，然後再帶回去。一趟下來這些電也只夠撐1個小時。每3個月，我們要去幫我們的燃料氣瓶加油，時常要排很久的隊，有一次我們從早上5點等到隔日的早上5點。」努薾一邊說，附近的喚拜塔剛好在第五個禮拜時分敲響，廣播器播放著念誦的經文，3個孩子坐在母親後面，用空洞的雙眼聽著媽媽訴說著他們的經歷，面無表情。

「因為我們沒有合法文件回到敘利亞，每次經過檢哨站，都很害怕。有一個大馬士革市區的檢哨站，那邊的軍人還會拿我們的食物。例如我買了一公斤的小黃瓜，一公斤的番茄，他們會把所有拿走，剩下一根小黃瓜，跟一顆番茄讓我們帶走。」

努薾一家，原本只想待一個月就離開。但境內層層的檢哨口，如果發現他們要逃離，可能會被抓去關。而馬薩那關口也已不可能讓他們進到敘利亞，他們得要找到值得信任的人蛇，帶他們翻過黎敘邊境的山脈，並躲避可能的檢哨站和邊防人員，但不論怎麼找，都極度危險。

直到2020年， 努薾老公接到政府的兵單，如果他們再不離開，他就必須要加入阿薩德的軍隊。「我們沒有選擇，不管多危險，要花費多少錢，我們必須走。這是我們第二次逃離戰爭，被迫離開家。」她覺得再次丟下父母離開，讓她感到非常愧疚，他們家庭嘗試建起的日常也再一次破碎。

努薾最小的兒子，在晚飯後趴在地毯上玩著手機上的戰爭遊戲。回到黎巴嫩後，他們也搬了幾次的家，現在住的城鎮因為離學校太遠，3個孩子幾個月前都沒有去上學了，導致時常在家玩手機遊戲打發時間。

齋戒月期間，努薾終於有一天不用煩惱開齋飯要準備什麼，飯後也不用收拾洗碗。

《紐約時報》2021年一篇文章中，報導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在該年5月的總統大選前舉辦一場不公開的記者會，只開放親政府媒體的記者參與。其中一位匿名提供現場紀錄的記者問了經濟在敘利亞急速惡化，人們買不起食物、石油，政府怎麼應對？

「我知道，」阿薩德和記者說。「我知道。」接著語出驚人。

西方國家對阿薩德政府的經濟制裁，沒有讓阿薩德停止掌權，付出慘痛代價的仍然是普通人民。敘利亞麵包的價格比2020漲了60%，燃料價格有不斷飆升。人們需要花上幾天的時間四處找食物來餵飽孩子，排隊買燃料，為孩子在冬天裡取暖。

根據世界糧食組織，境內90%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60%的敘利亞人口正在面臨飢餓，1460萬人需要依賴人道救援。

加上鄰國黎巴嫩的財政崩盤，讓問題雪上加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也讓敘利亞和鄰國的糧食安全問題惡化，敘利亞來自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小麥進口，就佔了80%以上。

即便如此，全球疫情肆虐，經濟動盪，也讓在國外生活的敘利亞人，因失業、歧視、無盡頭地等待庇護申請核准，或個人家庭因素，開始將回國放入其中一個選項。

Chapter 4: 大馬士革 Damascus: 返鄉的青年，回家的生活

敘利亞青年薩姆在回家後的大馬士革市區拍下。攝影：薩姆

2021年底，我陸陸續續得知2019年在黎巴嫩碰面的幾位敘利亞青年，紛紛回國。連我也開始問，可以跟他們一起回去嗎？怎麼相對安全的進去？

本來前往大馬士革的計畫都算順利，A、Ｂ、Ｃ 計畫都算縝密，但原先可以協助我進去的敘利亞人在出發前失聯了。他就是其中一位在2020年返國的敘利亞青年。我想了各種可能的原因，最擔心是因為我的關係，讓他陷入危險。我試了各種方式聯繫他，他平常回覆頻率很高，當時卻音訊全無。直到幾週後，他才在加密通訊軟體上傳訊息給我，說他被抓了，也請我先別嘗試進到敘利亞。

我非常自責，以為是我造成的。後來他才和我解釋，他是在去貝魯特的大學考畢業考試時，在黎巴嫩因為很莫名的原因被逮捕，跟我無關。但他告訴我他在監獄裡遇到很多被莫名抓進去的人，其中有幾位，只是和外國人有接觸就被關了。

被釋放後，他的代價是被遣返回敘利亞，5年不能再進入黎巴嫩。這似乎是黎巴嫩檯面下的手段，抓了人，然後告訴他們，不准再入境。

我曾經一度很徬徨，這次的題，敘利亞人返家，沒去到真正的「在場」—— 大馬士革，還能做嗎？

直到我聯繫上在2019年，也在黎巴嫩碰面的拉瓦爾後，讓我相信，這個前往大馬士革的漫漫長路，值得誠實地記錄下來。

拉瓦爾也在2020年5月，決定踏上返家的路 —— 從貝魯特，經過貝卡谷地、馬薩納，然後回到大馬士革。

他已經是我認識的敘利亞青年中，第5位踏上返家之路，除了拉瓦爾，一位協助在境內標註地雷區域，防止居民誤踩而受傷；一位提供陪伴課程和資源給流離失所的孩子；一位正在家中自由接案，做平面和店舖廣告陳設設計；一位正在和他的團隊，進行家鄉城市的文化遺產保存與紀錄。

「謝謝你記錄這個故事，我身邊有很多回國的年輕人，我們有很多想說的，這是很重要的故事。」拉瓦爾告訴我，他也正在記錄國內50到60位返鄉的青年。他的這句話，讓我決定繼續耕耘，也許我沒辦法在這一次完成所有的內容，但這個頁面可以讓我持續更新與記錄。

33歲的拉瓦爾，在敘利亞完成新聞傳播相關的學位後，在2016年選擇離開大馬士革到貝魯特，為了逃避敘利亞政府的徵兵，他除了在非政府組織工作，也兼職擔任記者，報導中東地區的新聞。

在2019年和他在黎巴嫩碰面，他正在貝魯特南部夏蒂拉難民營的非政府組織，負責媒體傳播，用創新的方式，來培力生活在難民營裡的年輕人。他們組織在夏蒂拉難民營裡辦了第一屆「難民營好聲音」歌唱大賽，招集來自各個難民營裡的好聲音，包括小朋友、男人女人，都能上台表現自己。

他們組織把整個比賽的過程用影片記錄下來，造成廣大的迴響。他相信這個過程能讓長期生活在嚴峻環境裡的居民，找到自信和力量。當時他和我說，等你回來，我們要來辦第二屆。

沒想到貝魯特在2019下半年急轉直下。通貨膨脹、幣值暴跌，許多人在國內銀行的資產被凍結，像拉瓦爾工作的非政府組織付不出薪水（或是只付黎巴嫩鎊），甚至撤出黎巴嫩。因此這類被認為非必要性的「文化類計畫」，更是無疾而終。拉瓦爾也因此3個月沒領到薪水。

最後讓他決定回家的原因是他母親在敘利亞必須緊急開心臟手術。拉瓦爾在2020年初為了母親，決定返回敘利亞。

不得已返家

像拉瓦爾這樣無奈被迫回去的，不在少數，也讓他生活在大馬士革，時時處在恐懼之中。

曾經擁有150萬人口的大馬士革，是敘利亞的首都，也是世界上建城歷史最悠長的城市之一，公元2000年前就有人在此居住、活動，留下許多幾百幾千年的文化遺址和古蹟。在戰爭之前，許多中東港灣國家來此觀光、貿易，敘利亞最好的學術機構也大多聚集在此，拉瓦爾就是畢業於敘利亞最高學府大馬士革大學。

自2011年，乘著阿拉伯之春，敘利亞一場公民抗爭演變成血腥的內戰，儘管大馬士革所遭受的直接破壞，並沒有如北部大城阿勒坡（Aleppo)、拉卡（Raqqah）、赫姆斯(Homs) 等城市來的嚴重，這個曾經輝煌的古城，面臨年輕人才大量流失、許多家庭流離失所，還有承受著愈加惡化的物價波動帶來的貧窮與社會問題，都讓這衰敗的城市，難以在短時間內體面起來。

在回去之前，他得先支付8000美金給敘利亞政府。

在敘利亞，年齡介於18到45的男性，有義務要為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政府軍隊效勞，這個法律規定的義務，也成為戰爭11年以來，像拉瓦爾這樣的年輕男性離開家園的主因。

如果要回敘利亞，男性若不願意加入阿薩德的軍隊，就得支付這筆驚人的費用。但這是讓海外歸國的青年，回國後免於被政府徵召的唯一方式，不然極可能被送去反對武裝的零星據點伊德利卜戰線服役18個月。

即使繳了這筆費用，不代表拉瓦爾回去就無需掛心安全的問題。

當年3月初，拉瓦爾在抵達馬薩那邊境時，邊境人員直接把拉瓦爾帶到審問室，拘留他將近3個小時。

「他們盤問我為什麼在國際非營利組織工作、為什麼在巴勒斯坦難民營裡......他們問我各種細節。我很害怕，他們可以對我做任何事，當時我的母親已經在醫院，我很焦急不知道能不能趕上她的手術。」拉瓦爾說。

人權觀察組織2021年的報告中，訪問了一位33歲匿名受訪者在過邊境檢哨站時，被要求脫下所有衣物，逼到一個只有一平方公尺大的審問室鞭打，並要求簽下是恐怖份子的認罪書。另一位31歲，手被銬著掛在屋子裡，被拷打審問。該份報告的結論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同年的報告一致 ——目前「敘利亞不適合難民在有尊嚴和安全的條件下返家」。拉瓦爾在出發到邊境的路上很害怕，因為他沒有辦法確保這類的事情不會發生在他的身上。

還好，拉瓦爾最後幸運地被放行。他請司機加速直奔母親所在的醫院。

他說，這次光是手術費和住院費用，就花了他幾千美金，即便如此，因為大量專業的醫生和醫護人員外流，在敘利亞很難找到好醫生。「手術結果並不成功，我媽媽到現在起身都有困難，需要我的照顧。」

相對幸運地是，至少在內戰期間，拉瓦爾從小長大的公寓並沒有被摧毀，拉瓦爾還有熟悉的地方可以回去，並在此照顧他的母親。

回家，面臨的是另一場經濟戰爭

「你無法想像（戰爭）造成在敘利亞人民身上的一切。我和我媽媽走在街上，看到婦女和孩子在垃圾中尋找食物。當我看到他們時，我的心都碎了。」他說，境內的小孩有些已在戰爭中成為孤兒，有些被迫成為童工，在如垃圾場等的惡劣環境工作。拉瓦爾在敘利亞任職的非政府組織，主要服務的就是流離失所的孩童們。但即使是這樣的工作，他月領約100到150美金，連他都很難在敘利亞生活下去。

返國、重建等「戰後」論述日益頻繁，但對拉瓦爾來說，不過是另一場戰爭的開始。

「發電機買不起，肉品貴得買不起，藥品貴得買不起，很多進口原料也貴得買不起。外面說戰爭結束，對我來說戰爭甚至現在才重新開始，是另一場經濟戰爭。」11年內戰導致的物價波動，以及包括美國對敘利亞的經濟制裁、鄰國黎巴嫩的財政危機，讓戰前原本是一美金比47敘利亞鎊，現在在黑市的匯率一度飆升到4000敘利亞鎊。

經濟的崩塌，也同時帶動社會問題。對拉瓦爾來說，即使是在首都大馬士革，綁架和犯罪事件在敘利亞幣值大跌後更加頻繁，他最擔心的是每天搭車去上班的路程，會被來路不明的司機綁架。

「是那份未知讓我感到害怕，我不知道每天出門什麼事會發生在我身上。」拉瓦爾說，在看似恢復「正常」的社區底下，仍佈滿恐懼。「我覺得對我的母親很抱歉，但我正在想各種辦法離開這裡。」

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像拉瓦爾這樣，從海外返回敘利亞的難民，直到2022年4月，已有超過31萬敘利亞人返國。但到底是出於「自願」還是「別無選擇」，沒有一個判定的標準，也成了各國踢皮球、操弄政治的籌碼。

2018年7月，阿薩德告訴俄羅斯記者：「我們鼓勵所有敘利亞人返回敘利亞。」敘利亞的老大哥俄羅斯，也承諾將幫助百萬難民回國，包括生活在歐洲的敘利亞人。歐洲國家像是德國，啟動幾千萬美金的預算，資助自願返回敘利亞的難民，卻也引來社會的撻伐。另一個國家丹麥，光是在2019年，就有約1200位來自大馬士革的敘利亞難民，因為一份報告顯示該國如大馬士革部分地區已明顯改善，「無直接威脅」，拒絕他們延長短期居留。

今日大馬士革市區街景 攝影：薩姆

回到熟悉的家人和社區，過著至少體面的生活

這批回國的人群之中，還是有回國後感到開心的。

熱愛運動和大自然的薩姆，每週都會與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帶幾十位男男女女的年輕人戴上安全帽，騎著越野腳踏車，幾十公里、2到3小時的路線，駛過在大馬士革的柏油路。

他們鑽進城市的街坊、經過老城區、椰子樹大道、中央噴泉、巴拉達河和七大古城之一太陽之門（Bab Sharqi) 等城市的各個角落。萬聖節他們化妝戴面具上街，跨年則在單車上一起倒數。齋戒月的晚上，他們戴上頭燈享受開齋飯（iftar）後的時光。

薩姆和朋友自組織成立以來，已經在大馬士革辦了上百場的城市單車旅行。

「對我來說，確實是比黎巴嫩還好，我在黎巴嫩沒有工作，完全是浪費我的時間。而且我的家人朋友都在這裡。」薩姆說，「我在這裡真的感到比較開心。」

今年31歲的敘利亞青年薩姆 ，在2022年初從貝魯特搬回大馬士革。

薩姆同樣因為政府對男性的強制徵兵在2017年離開敘利亞。相較靠著聯合國單位支撐生活的底層難民，31歲的薩姆受高等教育，講一口流利的英文，讓他能在貝魯特租屋，靠自己的力量試著重建新的生活。善於攝影、拍片、行銷的他，也幸運地找到不少工作機會，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圈，重拾對生活的掌控和再次感覺到歸屬感。

但2020年8月4日，薩姆騎腳踏車經過貝魯特港口附近的12號倉庫，剛好發生一場世紀爆炸，當下他整個人飛了出去，在他前面的路人當場被炸死，他則是受了重傷。那場爆炸雖然沒有成為他離開貝魯特的主因，但卻是在大環境下，讓他好不容易重建的新生活，開始破碎。

受黎巴嫩經濟危機的影響，薩姆在2021一整年失業，找不到生活的重心。

「在黎巴嫩的生活只是越來越糟，甚至比在敘利亞的情況還要糟。」薩姆說，每天在貝魯特掙扎，沒有工作賺不了錢，讓他在2021年下半年，萌生了回敘利亞一趟的念頭。他決定先回國兩個月了解情況，發現以他的能力，在敘利亞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重要的是，他可以在那裡找到不只一份工作。

2022年1月，薩姆帶上護照、身分證、電腦、相機、衣服，還有一些給家人朋友的禮物，正式離開貝魯特。搭了一趟100美金的共乘計程車，花了3到4個小時，不如拉瓦爾受到邊境軍人的刁難，薩姆很順利地通過邊境口，回到他出生長大的家。

「你知道嗎？我回來的感覺真的很好。我可以再見到我的家人和朋友，再回到我曾經生活的社區，另外一提，我在大馬士革其實蠻有名的！這裡到頭來還是我的家鄉，我的家，現在我感覺到很安全，很多人認識我，這種感覺很好。我真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到大馬士革，看看我說的情況，和外界想像得很不一樣！」

「當然不是最好的狀況，經濟仍然很不好，但已經比前幾年好多了，電力供應也有改善，現在夏天3小時有電，3小時沒電，網路仍然不太穩，但還過得去。我在這裡也看到越來越多外國觀光客或是記者，檢哨站也越來越少。上禮拜我才去大自然渡假幾天，幾個禮拜前在貝魯特的朋友來這裡找我，我們一起共度很美好的時光。」

薩姆帶領自行車隊在大馬士革運動，享受回家後的日常生活。照片提供：薩姆

第一份，是在朋友開的新創公司擔任媒體行銷；第二份，是自由接攝影和拍片的案子；第三份，是自己製作各種圖案的徽章，並在大馬士革各大商場寄賣。第四份，是和朋友開設自行車旅行公司，開團帶敘利亞人，透過騎腳踏車，重新認識自己的城市。

「所以我現在有4份工作，這是為什麼我這麼忙，很難回覆你訊息。」他在語音訊息裡用著玩笑話的語氣。

通話的上週，他們才結束一場單車旅行。「你真的可以在 (騎車) 的過程中，感覺到一份自由，對，生活在這裡你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除了談論敏感的話題，你知道我的意思。天啊，我真希望你在這裡跟我們一起騎車！」

薩姆提高語調地說。他所稱的敏感話題，包括一切批評阿薩德政府的對話。對他來說，他並不熱衷於政治，這不成問題。

阿薩德在2000年上任初期，曾贏得年輕人的青睞。家中排行老二的阿薩德，在接任父親的總統職位之前，是一位在倫敦念書的眼科醫生，接受西方教育的他，在獨裁掌權30年的父親過世後，僅僅34歲，便棄醫從政，回敘接下總統的位置。

一上任後他便釋放政治犯，並推動一系列經濟改革，一度帶給敘利亞人民一線希望，認為敘利亞將有機會走向民主與開放。沒過幾年，人們開始認知到，他不過是父親的翻版，許多異議份子被關進惡名昭彰的監獄，內戰爆發後的鐵血鎮壓，也驗證了家庭一脈相承的治國方式。

11 年的內戰，阿薩德在俄羅斯的支持下，從失去大部分領土到掌控約70%的領地，其他剩餘的區域，一塊是殘存的反對派武裝勢力，割據西北角落的伊德利卜省，另一塊則是被稱為亂世烏托邦的「北敘利亞民主聯邦」，受庫爾德自治政權統治。

但自2018年以來，阿薩德政府始終未有足夠能力掌握境內百分之百的領土，破碎的領地使得戰爭依舊無法喊停，重建的路也仍然顛簸。

對於這些回國的敘利亞青年來說，11年來的生活從摧毀到重建，也同樣步履蹣跚。

這場戰爭教會這群青年的或許是民主自由、熱衷政治不會成為餐桌上的食物，換來的是人們被轟炸、拘留、虐待與失去家園。在未止的代理人戰爭與後到的經濟危機中，人們找方法求生存，掌權者之間如何盤算，似乎都跟在苦難中的人民無關。曾經的公民起義，也成為太過遙遠、太過不切實際的歷史。

之於薩姆，好好待在阿薩德政府控制的區域，不要說不該說的話，去不該去的區域，以他的專業能力和過去的人脈，相較在別國被當作難民，他更能在敘利亞過上體面的生活。

＊＊本篇因主角本人或家人仍在敘利亞境內，因安全考量，全以匿名書寫。住處、工作以及其他可辨識身分的細節也刻意移除。

＊特別感謝劉怡老師、王家軒編輯、貝魯特敘利亞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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