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樹瓊，「在場•非虛構寫作獎學金」第四季 歐洲移民寫作獎* 得獎者
在許多在場寫作者的場外手記裡，大家都提到同一個焦慮：我真的有資格和能力來呈現這個主題嗎？我也一樣，從一開始就被它困擾，不敢下筆。
我既不是醫學生，也不是英國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個無知的「外來者」。在醫院裡，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請把我當成五歲小孩，不吝賜教」。每個人的反應都不同，年輕醫生很少聽說過人類學，會以為它與人體解剖有關；坐辦公室的管理人員對我有敵意，把我當作窺探者；搬運工問我是不是來自中國的間諜；反倒是一些資深的顧問醫師，經常能一語中的地點撥我，肯定人文社科從旁觀察的價值：「你有一雙陌生的眼睛，這是最重要的。」
醫學院的教育奉RCT（隨機對照試驗）為黃金法則，任何因果關係的推斷都必須基於大量、多樣化、控制對比後的證據。而人類學則相反，我們把自己作為容器，盛出河流中某處的水樣，把它放在顯微鏡下反覆觀賞，再把頭腦中迸發的想法記錄下來。也因此，在生物醫學的金字塔裡，民族誌寫作比案例研究還要不可靠。
在做田野時，我焦慮——我主觀的觀察和思考，真的有價值嗎？它們不是客觀真相，而是片面的一隅，充滿了由我引起的偏差。我的背景、我的光譜、我的文化，以及我和觀察對象的情感，都影響了我的一字一句。在場寫作時，我依然焦慮，越臨近交稿日期，越覺得自己所能提供的角度不值一提。
我在正文中寫到NHS瀰漫的官僚主義，幾乎做任何事都會受到阻力。而在場外，它直接影響了我，使我無法如預期般再次進入田野。醫院的人事部要求我取得健康許可，而健康許可的前置條件是我需要提供中國的無犯罪史證明。等所有材料找齊之後，他們又質疑起我的動機，告訴我必須要有一個部門為我擔保，重新走流程。整個過程花了數月之久，我不得不把原定的實地觀察調整為採訪形式。
90%的時間裡，我游離在外，無所適從。剩下的10%，會有人向我傾訴他們認為醫院或NHS不合理的地方，這些問題會非常偶然地連點成線，使我頓悟。通常發生在跨部門協調上，兩邊互相不清楚對方所持有的信息，一個半吊子「人類學工作者」穿梭其中，恰好能把兩根斷線對接。我為那10%的雀躍，堅持去對抗90%的焦慮。
寫作也是如此。我不是也不能刻畫全部的真相，而是把我看到的、聽到的記錄下來，它們是關於少數人的故事，也只能引起少數人的共鳴。但正因為並非主流，所以不被重視。而越是沒人寫，可供佐證和對話的數據就越少，也就更沒有人敢寫。非虛構寫作不是自我獨鳴，而是與被刻畫的人協奏。入場，與他們一起勞動，傾聽他們的一生，這是與寫作等量齊觀的部分。
剛進病房時我遇到一位戴頭巾的印度女護工，她耐心地為我解釋採血換尿的步驟，幫助我迅速適應了環境。一位神智受損的患者斥責她英語不好，要求換一個本地護工服務。我憤懣不平，她卻置若罔聞。這樣的事情一定發生了許多次，她才會不以為意。離開田野一整年，在得到在場寫作資格之後，我重新找到她提起這事，告訴她這是我想寫NHS移民員工的契機。她好像沒有聽懂我的話一樣，眼睛亮亮的：「去年哪個病人啊⋯⋯總之，病人們都對我很好。喔對，我最近還拿了我們病房的照護標兵，」說罷掏出手機，興奮地給我看她得的獎狀。
這樣挺好，不是所有人都要苦大仇深，移民們不需讀我寫的東西，人家有比我高得多的智慧。寫作是一項工作，就和採血換尿一樣，我們都是在不同的場所勞動，按部就班地做事。價值蘊藏在勞動自身之中，不是非得立刻翻出來列個一二三條的。強調價值先於勞動，是小布爾喬亞的陷阱，我時刻警惕。
感謝在場和藍書屋的信任和陪伴，也感謝所有受訪者願意與我坦承相對。最後，感謝我的編輯美智，總是願意安撫焦慮的我，並能一針見血地指出我措辭中的閃躲。在交稿前幾天，我終於收到了再次進入醫院觀察的許可，美智鼓勵我繼續做下去，不要把它當作遺憾，而是當作下一段旅程的起點。希望這篇文章能觸達一小群人，我們一起把雪球滾起來。
我在醫院觀察時的術語速記（來源：樹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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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移民寫作獎：
第四季新增特別獎項。寫作者身分不限，唯寫作計劃的主題需圍繞「在歐洲作為移民的生存處境」。這裡的移民，指從故鄉到移居地之間流動的各種身份狀態，包括但不限於移居者、難民、離散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