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端傳媒國際版主編甯卉，於「在場」非虛構寫作第一季發布會講座《時間裡的同行者，非虛構寫作背後的生態條件》的演講記錄。
一個作者從選題一開始，從起興動念到能夠去寫，再到為寫作去積累新的素材、做採訪研究，到能用一個對完全不在這個語境下的讀者，呈現可以理解的、可以溝通的文本，再到發表到有影響力的平臺讓更多人看見，被人解讀，進入公共討論，這裡每個環節都需要一個生態的支持。
這個生態可能包含新聞媒體、出版社、獨立記者的聯盟、像「在場」這樣的基金會等不同角色，這些角色都要在這樣的生態裡撐起支持網絡，最終才會有作品和作者的誕生。
所以這場講座是想要討論生態環境，技術上來說，一個非虛構寫作的誕生跟一個作者的誕生需要哪些生態條件？
本場講座講者：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甯卉 端傳媒國際組主編；莊瑞琳 春山出版社總編輯。整場講座的記錄將分別以媒體篇、出版社篇、現場討論，三篇文章進行發布。本文是媒體篇，以《報導者》與端傳媒為例。
《報導者》總編輯 李雪莉：如何「長一個故事」
我現在剛好是在報導者擔任一個編輯的工作，所以我今天把主題定位在「怎麼『長』一個故事」，但這個「怎麼長」，我自己覺得有兩個定義：《報導者》其實才度過了六年、還有很多進步空間，如果大家現在提到非虛構寫作或報導文學、深度報導，可能會偶爾提到一下《報導者》。那我想說：為什麼《報導者》會成為一個故事？這個關鍵是什麼？第二個層次是說，不管是 in-house，還是跟我們合作的上百位 freelancer，他們怎麼自己長出一個故事？他們長出故事的過程當中，編輯與編輯臺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兩個層次的意義，分別會從讀者、記者與編輯檯三個分層次去談。
先從讀者這個角度跟大家聊。我發現很多時候，即使是有幾年經驗的記者在寫作的時候都會忘記：他為什麼要寫這件事情。而寫作這個議題應該是要回應讀者的需求。我先講一下《報導者》作為一個非營利媒體，在六年前成立的時候，很多人覺得它不會活得很長，可能不會超過三年。《報導者》第一個月的贊助者只有四個人，當然因為《報導者》沒有任何廣告，所以我們是跳脫政治商業的夾擊，我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記者從訂閱的漩渦裡解救出來。我們基本上不會給記者很大壓力，不是把瀏覽和分享數做為記者KPI，但不代表我們不觀察數字，像我們每個禮拜一的編會都會看每篇文章或每集podcast的表現。但我們決定把記者從點閱的漩渦裡釋放出來的時候，我們挑戰的其實是報導的形式。《報導者》動輒5000或8000字的文字，不是為了長文而長文，而是這個長文的背後有它的脈絡和結構需要去討論，因為我們不想要二元對立或簡化，而需要立體化。第二個就是我們的選題，我們的選題不一定完全都是新的議題，可是會希望即使不是新的議題我們也能夠寫到立體。
那什麼是立體化？我自己覺得是寫到讓讀者有印象，然後讓他心中有一個畫面或一個帶走的洞見是重要的。所以我覺得形式與選題對一個非營利媒體非常重要，可能很多寫手覺得《報導者》就是安安靜靜沒有時間限制地寫一個主題，其實不是這樣。我們滿多時間是及時地回應讀者的需求，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形式上、選題上，我們一直把讀者keep in mind。
回到讀者這件事，這六年我最深刻的是，《報導者》活下來了，從4個人到現在的定期定額贊助者有5000位（我們今年年初突破5000位）。我最深刻的並不是我們得了什麼獎，而是原來有這樣的一群讀者存在，那什麼樣才是好讀者呢？我自己的定義是，這群「不庸俗」的讀者，「不扁平」的讀者，這指的是讀者傾向不以二元或簡化的角度看世界。因為現在讀者都有很多國際化或很大量閱讀的經驗，他其實知道世界沒有這麼的簡單，我覺得這群讀者很critical但是不cynical的。所謂「critical但是不cynical」是說他不會這麼輕易去judge，也不會認為你給他的就是全知全能、要給他一個答案——他可能不是這樣的一個讀者；第二個就是我們看到有一群讀者渴望理解平行或複雜的世界，當然背景是兩個原因：一來是現在的人越來越原子化，二來是專業越來越複雜了。那怎樣可以有個人幫助他閱讀或判斷這件事變得重要；第三個是，我們在書寫過程中需要處理非常多龐大的知識和結構的問題，但最核心的還是去找到敘事方式、敘事的主體，讓讀者容易進得去。所以我們希望記者要把讀者keep in mind，不是在賣理論或大量知識，你故事的核心其實是對人的關注。不管你有再龐大的敘事，你必須要回到讀者，必須要能讓你的故事被吸收。
所以對人感興趣這件事是我們在乎的。讀者認識一個議題的最後，是想要了解每一個人是如何被這些議題互相影響的。我覺得跟過去的知識提供者比較不一樣的是，過去的知識提供者比較是高高在上的態度。此外，我覺得現在的讀者希望看到改變，但我們在講改變好像很龐大，但有時候可能只是一起探索一起安身立命的可能，就像我們寫過大體修復師，明明是一個小的故事，那意義是什麼？我在那篇文章裡看到，其實對活著的人來說，「最後一眼很重要」，當我們每個人都面對生老病死時，這個最後一眼的重要性就會讓我們知道，大體修復師的重要性在這裡。有時不是一定非得那麼文以載道，一個感動也很有價值。
接下來講，「長」一個好故事，除了心裡要有讀者，更重要的是靈魂人物「記者／寫作者」本身。我們現在面對的很多都是千禧年前後誕生出來的記者，我覺得他們很在乎的是：我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有沒有意義和價值，可不可以有一些差異性？還是我只是組織裡面的螺絲釘？這個在所有產業裡，在面對新的工作者都是很接近的。第二個是那我到底要不要進入到產業／組織裡，還是我去做一個freelancer？我作為一個組織的一員，我進入《報導者》、《端傳媒》或者Matters跟不進入組織到底有什麼差別？我覺得這是公司或組織必須要自己提問，並回答工作者的。第三個就是，我作為一個勞動者或工作者有什麼樣的尊嚴？比如說我們《報導者》董事會裡有勞工董事，我們試著把工作者的權益放在心上，讓他們參與，讓他們感覺被重視。
我要講的就是，大家可以從這幾個層面看到在這樣一個去中心化、比較民主平等的年代下長大的記者，跟我們那個年代比較不一樣，我們過去是比較順從的。所以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是他會更有一種我稱作“Author’s intention”，「作者的意圖」，如果你把他當做螺絲釘，當做一個仔細去填補某個空隙、只是賺流量的記者，他對自己也沒有什麼尊嚴感，對這份工作或對這個組織也不會有更多的認同感。所以我覺得在想象這個時代的「記者」、特別是在講非虛構寫作時，這個光譜更推向了「作者」。當然我們還是要面對一個媒體的本質：時效性、各種各樣的Deadline，但有沒有機會在朝生暮死的新聞產業裡，讓記者有可能往作者那邊更推進一點？讓新聞報導能夠往作品那邊更推進一點？這個產業面對新的工作者、年輕有潛力但想挑戰自我的記者，必須要有「作者」的概念。不管他是不是眼高手低還是還在成長累積的狀態裡，你都必須很有意識地理解他是否有這樣的想像，甚至幫助他完成自己。
Author’s intention展現在幾個方面，第一個是他要有清楚的守備範圍與領域。議題不是自己掉下來的，如果你在這個領域蹲得不夠久，你不可能有新的視角、視域，你不在場不關注怎麼可能有這些東西？在《報導者》每個人都有清楚的兩到三個路線和領域，然後有清楚的領域以後你才會不斷地關心、不斷地看相關的東西，然後想法會進到你的腦袋裡面，你就會有想追問的問題；第二個，像《報導者》記者其實蠻年輕的（但編輯檯核稿人相對資歷較深），《報導者》一開始是熱情的記者居多，他們會腳踏實地地做田野與研究，願意去到現場、並反復田野，我感覺特別是有Author’s intention的記者，在田野部分就很願意付出很腳踏實地；第三個面向，如果真的要累積自己的作品，必須要跨界合作，這是這個時代非常辛苦的事情，因為每個人都在跟你爭眼球，跟你競爭的可能不是其他的媒體，可能是Netflix，那你要怎麼讓其他讀者願意來看你的文章，跨界的人可以幫助我們注意更不同的角落？所以我覺得Author’s intention是我們在面對這個時代的記者，必須要有的準備，也是編輯本身非常要有的意識：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作者的年代。
我想舉一兩個與Author’s intention有關的例子，這是我們在五年前做的關於血淚漁場的報導，其實遠洋漁業是非常冷的議題，剛講有Author’s intention的人會有自己的領域，會有想要的提問，在做一個題目的時候會做非常多的研究：以前在講遠洋漁業的時候可能會有《海上情書》這樣浪漫的紀錄片，也有講臺灣遠洋漁業很厲害的實績，但有個面向沒有人去提問，就是到底在遠洋漁業上的造假與剝削的狀況是什麼樣的？臺灣有兩萬三千多名的境外聘僱漁工，很多人到底是怎樣被騙上船的？問了這樣的問題，我們就找到一個獨特的切入點。
這個題好在是一個很大的題，有非常多子題、角色、現場可以勾勒。血淚漁場我們在五年內做了三部曲。文字、影像、照片、紀錄片也都出了書，每個作品每位記者都分別得獎或得到滿足。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剛剛我們講怎麼長出一個故事、讓人印象深刻、有記憶點，其實跨部門的合作會展現在這裡。們在做二部曲的時候，我們在談海上人口販運風暴。當時我們突破了仲介，那時候很驚訝的是仲介把漁工當庫存表，我們就看到一個原始檔案，仲介清楚地說漁工是我們的inventory（存貨）。這些事情是一個很大的震撼，而你要怎麼把這樣的表格呈現出來，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決定要把所有他們護照上面的照片，還有工作證上面的照片掃描，因為人數太多，你要想象有兩萬多個境外聘僱移工，我們要怎麼跟工程師溝通。我跟工程師說你可能想像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年輕人，從印尼到了臺灣、到高雄，到臺灣不到七天卻要馬上上到船上，在那邊待了兩年。我把故事告訴他之後，大家討論怎麼呈現這樣的「巨量」，大家共同發想，想到可以把漁工的照片掃描後，拼成一個受害者柬埔寨工人的照片。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個顆粒都是一位漁工的照片。跟工程師討論的過程中，我只給他一個概念：我希望這個網頁呈現「唯美而憂傷」，然後我們家工程師應該有感覺到挑戰，到底怎麼呈現「唯美而憂傷」的感覺啊。但團隊合作的結果，真的呈現出我們要的感受。
所以，一個作品時就是一個創作，有感性的層面、也有理性的層面，如果你是一個網絡媒體那不只是文字攝影而已，甚至要溝通到工程師跟設計師。在Author’s intention這邊想要多講一點是，當我們記者要往作者靠近，新聞要往作品靠近的時候，我覺得作者要有幾個自我的提醒：第一個就是自我不能太脆弱，你必須要open to critics，當編輯的人都知道，你遇到一個很脆弱的作者時，你可能不敢講太多的實話，寫作者不敢聽太多實話的結果是你的作品不一定能持續進步和成長；第二個是我覺得在組織裡，每一個人都必須有response跟responsibility，必須要有回應的責任，我最近在郭強生的一個《作家命》書裡看到相同的概念，critic對一個作者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組織裡有這個文化——我仔細看了你的文章並有回應，而當對方看到你的作品也有回應——就是一個非常良善的循環，因為別人會幫助你成長、你也會幫助別人成長。所以如果你有企圖想要成為作者，你就必須要有更好的心理素質，以及這個組織的文化也必須是這樣；第三個我想說的是，在Author’s intension的部分，我覺得《報導者》有一個優勢是我們是沒有付費牆。因為我聽到蠻多的記者告訴我，他所在的組織裡因為有付費牆以至於他的文章可能不容易得到外界的反饋。而他很希望有更多人看到他的文章。我當然也可以理解為了生存下去每個組織有不同的business model。
對於記者來說，一個深度的報導，我們只是「暫時的所有者」，當記者之所以有趣，是看到作品有organic growth，有機的成長，其它人奠基在你現在的文章、作品，再去長出更多有機的內容，這讓人很感動，也讓作品live longer。當你開放出你的詮釋權給別人，有助於對社會對專業領域的那些行話跟基礎知識有更多了解，同時也是未來對話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第三個Part是編輯檯。我蠻喜歡蘇格拉底的「催生」（midwifery）的概念，如果記者是在催生議題，那編輯就是在協助記者催生出他在乎的議題。作為一個編輯檯或作為一個總編輯的角色，我覺得關於題材你要了解時代、要看得夠多、不能太從眾；因為當你把時間用來追尋熱鬧的議題時其他東西就看不到了；關於作者，我們剛剛有講到熱情跟專業，專業、技藝是可以鍛煉的，但熱情是很難無中生有的，所以這幾年我會很願意去找合適回答這些問題而且願意去蹲點的記者，這件事對我來說是更可貴的。再來是關於資源，編輯需要找、借、自己長資源。那這些例子因為時間我都先不講了。
最後，關於「催生的意志」，我想提一下2019年6月9日我們開始跟進的香港報導。對於《報導者》一個30幾個人、12個記者而已的小組織來講，我們要做投入這個議題，成本是非常高的，但因為有6月9日的那個介入，我們過去三年持續地在寫，也因為這件事情我們有機會認識非常多的中國和香港的寫手與漫畫家，因為有催生的意志，前半年幾乎是每天的節奏——香港運動的節奏感大家都知道——除了短的節奏感還有中長期的，每天不斷在醞釀要寫什麼。我們最近出的漫畫集，也是因為香港的事情所以認識了漫畫家柳廣成，在我們寫這個調查報導講烏干達留學黑工時，我想到如果我們的攝影沒有辦法進入到前線——因為有些現場是拍不到的——所以後來跟廣成合作。於是它會像一個connection，那個結點越來越多，最後又影響了另一個作品。
那最後，誰是編輯檯的midwifery？我覺得你要找到你自己的midwifery，因為人的意志有限，這是一場意志的戰爭，怎麼樣去找到編輯檯自己的midwifery是很重要的。
最後是這句話：「說故事是要下降到自己意識的深層去」（村上春樹），我覺得要長出一個重要的有影響力的故事，你必須要下降到自己的黑暗底部去，你要說的故事越大，你就必須要下降到越深的地方去，所以不管是作者的還是編輯檯的、合作編輯的意圖，最終都是要回應讀者：他們見到這個意圖的時候會不會感到有意思，會不會激起他的好奇和興趣，想要跟著你的步伐去看眼前這篇文章準備向他展開的世界。
端傳媒國際版主編 甯卉：獨立記者要面對的跨境合作生態
我的題目是獨立記者面臨的生態，尤其全球範圍內看，例如跨境合作的機會。我的確是做記者的時間比做編輯的時間久一點，因為我做記者的時候本身就是在歐洲了，但我面向中文讀者，所以我其實會在兩個不同的場域。
先想帶大家看一下，如果你今天去到一個所謂的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Festival的話會遇到什麼樣的人。這樣的Festival挺多的，但在中港臺似乎不多……以後希望有機會在中文媒體世界看到。在這種會議上，你會遇到很多人：研究媒體生態、商業模式的顧問，會遇到很多基金會的代表（本身也可能是Festival的donor），會遇到新興的基金會創始人或代表，其實現在我覺得有更多的慈善機構在進入媒體這個圈層，他會覺得媒體雖然也是commercial entity，但是如果慈善的力量能夠支援一些生產是很有助益的，所以越來越多人進入這個生態；你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小型媒體的創始人與總編，因為他們很需要這些錢，會來Festival裡做一個獵者的角色，會想要pitch到這些基金說「你來給我們一些支援吧」；當然你也會遇到各種各樣不同領域的記者、編輯、freelancer，也會有很多記者之間聯結起來的網絡，有很多給記者的legal aid、心理方面的幫助，尤其是freelancer特別多，新聞系學生也會在；產品經理也會出現，因為現在媒體幾乎都脫離了傳統媒體的範式了，那你要如何經營一個線上的產品，這些產品經理們有時候會跟總編或記者的角色產生對話，角色和思路都不同；當然你也會遇到比較傳統媒體或傳統媒介的出版人；會有很多celebrities，因為這個行業還是可以出大主播、大編輯、大機構的，他們一般身邊也會圍著很多人，因為本身也有很多其他的資源可以分享出來；如果是2022年的話，你也肯定會遇到data的達人，會用AI，或有Web3.0的人來說媒體這個行業會不會被重新定義。因為我的作業是生態，那我就把這些列出來先說這個生態裡可能會遇到的人。
但是，如果你是這個生態裡沒有什麼依屬的獨立記者、自由撰稿人，你可能會覺得「這一切都與我有關……又似乎都與我無關」，顧問呀、社交媒體的範式呀，尤其是現在講特別多多元、公平、包容，或者說新聞裡面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solution的journalism，這裡面一些合作的方法、商業的模式、公共價值的討論以及新技術，這些你可能會覺得，如果我今天作為一個獨立記者這些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當我們講生態的時候，裡面就會有彼此扶持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一個「各有議程的叢林」。所以即便你是一個社恐型記者，你無法在這樣的Festival裡跟一百個人對話，但你依然、必然要成為自己的產品經理，你需要看清、理解現在的媒體生態環境，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機會。
我以一個比較簡單的選題pitch舉一個例子好了，這是一個比較通常的做法，如果你是一個獨立記者、想做一個題目，你需要把他變成一個proposal，需要試圖去說服很多人把題目實踐出來。我想簡單說一下裡面各有議程的部分。
首先那些新聞基金會一定會有一些錢用來支持他們願意支持的項目，就像我們今天「在場」獎學金的討論。他們會想要去批准一些有潛力、能夠帶來影響、能夠實施的計劃，但他們一般不願意負責參與者在計劃以外的生存需求（比如你房租怎麼交）；那媒體部分，比如端也會接收很多符合我們作為機構媒體採編標準的pitch，也會很高興如果你有額外的資源支持，但必須是符合我們採編獨立與想法的項目；最後如果你是獨立記者的話，如果有這樣的項目出現，你就能建立自己的portfolio（作品集），像剛剛雪莉總提到的很多很好的作品，那些intention對他們自己的portfolio是很有幫助的。當然你也需要生存下去，需要想房租怎麼付。這是非常簡單的例子，但已經涉及到了非常多不同的需求。
剛剛有提到跨境合作，端做的比較多，其實就是把記者和記者聯結起來。所以你不是孤軍奮鬥，不是一個記者面對一整個複雜的生態，而是可以和不同的、有類似intention（借用雪莉總編的詞）或追求的記者，可能大家生活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不同領域，但如果聯合起來合作的話，一定會有added-value。
比如在立項階段，你就可以獲得不同資源，因為接觸到不同的人；研究階段就不用說了，在中國、歐洲與南美的記者，一定有不同的access，可以重分配工作量、整合不同能力；在採訪階段，你更不再是一個人看事情的角度， perspective跟perspective相遇，再重新產生一種能量或敘事方式時是很有意思的；在發表階段，你可以把你的文章用不同的語言面向不同讀者發出來，會有更大的影響力，也會產生敘事上複雜的added-value。最重要的是這樣的合作是一個良性循環，因為每一次合作的過程當中都會遇到新的題、新的想法、新的資源。所以這是現有的跨境合作生態裡記者可以從中benefit的東西。
我剛剛有說，我從記者的角色慢慢變成編輯或主編的角色，這是有一個變化的，我自己的思路也變化很快。以前我可能會有一個想做的題目，就盡可能想要把題目實現起來；做了編輯之後，我可能會想，在端的編輯檯怎樣可以支持更多的項目？因為在路上遇到的獨立記者可能沒有一個機構可以支持他；我很幸運那個時候可以有端的全職工作，可以交得上房租；那如果我現在作為一個媒體角色我們可以做什麼？
首先，大家如果多少有聽過或讀過端的話，會知道他是一個天生跨境的媒體，DNA裡面就有很強的跨境的基因的；其次是端一直與大量撰稿人、獨立記者、評論人合作，在端的編輯檯如果遇到好的記者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啊！我又遇到一個好記者！」。然後，大家也知道端是一個付費的媒體，是因為希望用付費的方法讓讀者意識到他們所付出的是什麼、守護的是什麼，媒體它commercial的部分和公共利益的實現的結合點在哪裡。所以，圍繞著獨立報導這一塊，端在去年推出了一個Plus會員計劃，它是所有會員計劃裡最貴的，但在貴的前提下給出了更多的直接與報導/獨立記者的對接，我們希望讓讀者能夠更直接地體驗到獨立記者的報導和他們的境況是什麼樣的，我們想做這個聯結。簡單來說我們想要借用這個計劃，成為獨立報導、跨境合作的「enabler」。
簡單舉幾個例子，這是19年的一篇報道《金山上的來客》，後來有獲了一個獎：
我想借這個跟大家說上面涉及到的一些不同的合作的點。首先是題目，記者能夠拿到題目的時間可能很早——比如《金山》是2017年1月的事情。在這個過程當中找到合適的記者去合作，試著給這個合作一點點額外的支持，這個額外支持就像在場一樣，可能不會那麼多，比如3900美金而已，這樣一個簡單的、小的支援，就可以讓一個idea成為現實。最終看到的是一篇文章，但背後有很多協作的過程。同時這個故事也沒有到此為止（這個圖是去年做的，所以有些後續沒有在上面）。我想說的是network裡的循環：我是這裡面的端的記者，然後我跟哥倫比亞的一個獨立記者一起來做，我們兩個都因為這一個題目獲益很多，不只是發表出來的東西，彼此也都在這個題目上延續地去找更多的題目，我，以及我合作的記者至今、就在剛剛過去的一個月裡，還在這個題目的受訪者裡找到新的話題。所謂的生態也不過如此——能夠讓好的問題持續追問，讓願意提問的人能夠繼續提問。這是比較典型的跨境合作，你有不同媒體、不同記者在裡面的角色，還獲得了一個Rainforest Journalism Foundation的資金支持。
下面這個例子可能不太一樣，這也是一個記者和媒體都覺得很值得做的一件事：我們想要調查一些軍民兩用的物件是怎麼從歐洲出口、進口到中國，又怎麼進行使用的。我們當時沒辦法獲得額外的支持；當我們沒辦法獲得額外支持時，要怎麼辦？會不會被放棄掉？大家熟悉整個記者和編輯生態的話會知道，我們會不得不放棄很多東西，可能沒有人去做、沒有時間去做、沒有金錢去做，這些被我們放棄的東西怎麼辦，這個層面我剛剛有說到端做會員plus計劃，就是編輯檯願意說：我們直接做——就可以不用在叢林裡面去探險一樣、再去找一個新的支持，而有辦法提供額外的援助直接去做——這就是端提供自己能給的援助而直接實現的題目。
想再講一個剛剛發生的例子，因為陳映妤也是在這次的在場計劃裡有做從黎巴嫩發回的報導，她其實前段時間在烏克蘭內部做很多現場的報導，以端的能量來說，把記者送到一個正在發生戰爭的地區的可能性其實是很低的，我們作為一個小的媒體不具備這樣的infrastructure，所以當映妤跟我說她拿到了簽證想要進去的時候，我們是在那一刻開始聊那個可能性：我們可以找什麼樣的資源、她那邊有什麼樣的資源、我們最後匯聚到一起是什麼狀況、誰來保障她們的安全、誰來支援、我從後方可以做到哪些，全部匯集到一起才會出現她從烏克蘭內部發來一些現場報導的可能性，這也是一個enabler的可能性。
最後我會再說一些在這整個過程裡的經驗、教訓、反思與期待。一個是遇到志同道合的人感覺非常好，我剛剛聽到雪莉老師說對讀者的intention、寫作者與編輯檯的那些點列出來，我心裡就會覺得：啊這樣的讀者真好！這樣的記者真好！這樣的編輯檯真好！是不孤單的感覺（笑）。但是現實中你不會總是遇到好的項目、遇到對的人（好像談戀愛）。
我剛剛說生態是一個彼此扶持的叢林嘛，裡面也會有一些不公平。舉例來說，我前段時間遇到一個葡萄牙的記者，她說她現在不得不做一些所謂的跨境報導，因為資源沒有在往葡萄牙的報導傾斜，資源來自德國、英國、美國，那為了能夠做一些葡萄牙的報導，就不得不去找一些在德國也能夠有受眾的題目，把它聯結起來。所以這是非常現實的，你可能會希望向資源傾斜，向更主流、有權力的narrative傾斜，但在這個過程中，你會不會有trade off？這是一個重要的反思。
然後（好像是先說一個好的再說一個不好的，接下來是好的）我在這個行業裡做了這些年有一個讓我很心安的東西是，你優質的內容、新鮮的perspective、扎實的legwork總是會被需要的，不是所有行業都有一種被需要的感覺，但作為記錄者與記者，你總是會被需要的，這非常重要。在這個前提下，那些開放、透明、平等、公平的合作，會讓整個過程變成一件愉悅的事情。當然不是所有合作可以做到這些定語，但如果我們往這個方向努力的話，尤其是我們處在一個整個全球生態裡不是最主流的narrative的敘述者的話，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還有，我覺得生態本身不會去定義你是一個怎樣的animal，你進入到叢林里要怎麼生存、成為什麼樣的animal還是有你自己的agency。我不想要用win-win這個詞…但大概就是一個大家都會從中獲益的過程。然後也希望中文世界可以有更豐富的、像叢林一樣的wild但充滿可能性的媒體生態，我們可以一起往這個方向努力。
最後再講一個非常小的預告，剛剛有提到端傳媒Plus會員計劃已經一週年了，然後這個週年我們可能想要對獨立記者還有獨立報導這件事做一個比較全面的、可以去聊的活動，比如對記者開一個工作坊，編輯檯的角度可以有哪些幫助這樣，我覺得就是要大家一起守護，守護也是一個 enab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