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謝丁，記者，作家，曾任《正午》主編，《時尚先生》副主編。「在場」第四季得獎者糜緒洋文章之編輯。
折騰了近一個月的簽證之後，7月30日，緒洋發來了幾篇日記。那時他從法蘭克福中轉到塔林，正準備前往華沙，坐火車去利沃夫。他說出發時收到一個消息，之前聯繫好的採訪對象突然離開烏克蘭了，而其他人或暫時答應，或沒有任何回覆。雖然這是記者經常遇到的事，但後來我才明白，在日常生活已被警報包圍的烏克蘭，沒有什麼是確定的，比死亡更黑暗的陰影籠罩着這個國家，任何人都要經受考驗。
緒洋的日記詳盡，幽默，時常迸發出一些出乎意料的觀察和點評（儘管後來他疲於奔走，寫得越來越少）。做編輯時，我經常和記者（作者）約定寫日記，好讓我知道前方發生了什麼，但最後很少有人真正去寫。緒洋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之一。
這些日記也讓我想起蘇珊·桑塔格的《河內之行》，或者瓊·迪迪恩的《在薩爾瓦多》，在一個特定時刻進入一個非常態國家。前提是，這個作者到底是記者？學者？還是作家？或如同緒洋在哈爾科夫碰到一個排隊買菜的大爺，他聽緒洋自我介紹了一大通後，冷笑一聲：「懂了，間諜。」
緒洋的這篇長文不是報道，不是個人史，甚至沒有一個強故事，一個中心人物，但卻是中文非虛構中最缺乏的一種寫作，在記者、作家和學者之間穿梭。這裏我不想寫太多溢美之詞了，關於文學和政治，思想的自由，生存的意義等等，留給讀者。我只能說，緒洋帶我去了一個超出我想象的世界，並警示我，未來我們可能也遭遇類似的境況。
哈爾科夫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館，牆上寫着「進來喝杯咖啡」（攝影：糜緒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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