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糜緒洋，「在場」獎學金第四季一等獎獲得者
編輯：謝丁，記者，作家，曾任《正午》主編，《時尚先生》副主編
封面：基輔米迦勒修道院門口的陣亡將士紀念牆（拍攝：糜緒洋）
上篇：在前線，一座文學博物館的抵抗
一
2018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的四年前，烏克蘭的哈爾科夫文學博物館收到了一份出乎意料的捐贈——俄羅斯作家愛德華·利莫諾夫（Eduard Limonov）的一批檔案。對於博物館集體來說，他們幾乎從未接受過如此棘手的禮物。
在俄羅斯，利莫諾夫是個傳奇壞男孩，一生對抗環境的反叛者。他是蘇聯異見嬉皮詩人，70年代被克格勃逼得流亡。在美國，他寫一些讓其流亡同胞嗤之以鼻的硬核黃暴小說，又成了不受政府待見的激進左翼分子。蘇聯解體後，回到俄羅斯的他成了街頭政治最耀眼的明星，誓與普京死磕到底。但在烏克蘭人眼裏，這傢伙是個徹底的惡棍。他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俄羅斯大帝國，而烏克蘭正好是其帝國夢的第一個目標。2014年，當普京第一次出兵入侵烏克蘭，當了一輩子刺頭的利莫諾夫卻選擇加入歡呼的隊伍，他寫書詛咒烏克蘭滅亡，而追隨他的革命青年則離開俄羅斯的廣場、街道，紛紛投身侵略者一邊作戰。到這批檔案流落之時，利莫諾夫這個名字在烏克蘭已經成了「法西斯」的同義詞。
但不為許多人所知的是，仇烏者利莫諾夫有一個極具烏克蘭特徵的真名「薩溫科」，以及一半烏克蘭血統。4歲時，他隨家人從俄羅斯搬到哈爾科夫，一住就是二十年。1980年代流亡國外時，他完成了半自傳的「哈爾科夫三部曲」，講述主人公從心狠手辣的惡少流氓成長為城市頭號嬉皮詩人的經歷。他在小說中提到，班上的烏克蘭同學都羞於承認自己的血統，紛紛假裝成俄羅斯人。這似乎很符合外界對這座烏克蘭第二大城市的刻板印象——「親俄」。
利莫諾夫在2020年死於手術併發症。他死之前，這批檔案在哈爾科夫已「流浪」了多年。從作家母親手裏接過這批檔案的記者，也不知該拿它怎麼辦。沒人願意收下這批檔案。最終，經過一番輾轉，由一位本地俄語作家交給了文學博物館。
但在整個哈爾科夫，也許很難找出一家文化機構，能在觀念上比文學博物館與利莫諾夫更格格不入的了。成立於1988年的哈爾科夫文學博物館，一直以來的工作重點，就是尋找這座 「親俄」蘇聯工業城市被壓抑、被掩蓋的烏克蘭文學往昔。
館長名叫泰佳娜·佩雷普丘克（Tetiana Pylypchuk），已在這裏工作了三十年。她是就在大戰爆發前不久才接任館長。她回憶說，遠非所有博物館員工都同意這個決定——接受利莫諾夫的這批檔案。最後，有人用藏柏林歷史博物館處理納粹遺物的例子說服了大家。當然，這也涉及到文學博物館對自己的定位，佩雷普丘克解釋道，如今的博物館已不同於蘇聯時代，如果說蘇聯博物館的宗旨是歌頌具體人物，那麼新時代的烏克蘭博物館就是歷史的承載者，它必須講述事實。
利莫諾夫的這批檔案包括了一些文書、記事本和一堆牛仔褲布料——牛仔褲是當時蘇聯最高級的奢侈品，而「牛仔褲裁縫」利莫諾夫的名聲甚至一度超過了「詩人」利莫諾夫。
但接受檔案後，還沒來得及將其公開，2022年，全面戰爭爆發了。
和烏克蘭所有的博物館一樣，哈爾科夫文學博物館也關門謝客，並將館藏轉移至安全地點。當戰爭進行到第二年，城市依然不時被轟炸，城裏的其他博物館繼續關閉，但文學博物館卻選擇開門。館藏仍存放在安全處，博物館用一個個臨展、項目、晚會、講座來填補市民對文化生活的渴望，用一種年輕人能理解的全新語言與觀衆交流。這在一座前線城市絕非易事：要尋找合適辦活動的防空洞，每場活動都要設想從停電到空襲的各種緊急情況，要用成本高昂的發電機發電，而財政撥給博物館的經費本已捉襟見肘。
但佩雷普丘克義無反顧。在她看來，許多哈爾科夫人過去融入了俄羅斯文化，而俄羅斯入侵後，人們轉而從烏克蘭文化中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我們正在危難中形成共同的文化記憶。」而文學博物館呈現的恰恰就是人們急需的內容。雖然暫時沒有常設展，但它逐漸成為一個重新定義博物館的機構，一個哈爾科夫年輕人進行藝術實驗，尋找自己「真身份認同」的文化社區。
對於利莫諾夫的這批檔案，佩雷普丘克確信未來一定會展出——藉以展示俄羅斯沙文主義對烏克蘭局勢的影響，或是展示蘇聯如何「用左翼思想掩蓋其侵略性的政治與文化擴張」。
佩雷普丘克說，這雖然是「艱難的展品」，但仍得勇敢地去面對、處理。如果僅僅因為一段歷史不合時宜就將其抹去，那就等於重複了蘇聯的錯誤，而且歸根結底——「我們不能假裝俄羅斯不存在。它存在，而且從哈爾科夫可以清楚地看到，距離我們只有40公里。」
哈爾科夫文學博物館的牆上還保留了一些過去展覽的痕跡（拍攝：糜緒洋）
二
泰佳娜·佩雷普丘克留着精神的波波頭，看起來就和年輕的員工們一樣朝氣蓬勃。在大學裏，她學的是俄羅斯文學，畢業論文寫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讀本科時她就在文學博物館當志願者，沒想到從此成了她一生的事業。
正是在這座博物館，她閱讀了那些被埋沒作家的作品，大大改變了她對烏克蘭文學只是外省農村文學的刻板印象。她意識到這種觀念原來是帝國的建構，她在學校裏被欺騙了。在1990年代，她決定完全接受烏克蘭身份認同，並改說烏克蘭語。
佩雷普丘克說，博物館成立後的第一個大展，名叫「烏克蘭各各他」，主題是1930年代被蘇聯鎮壓的整整一代烏克蘭文化精英，也就是「被槍決的文藝復興」。
在帝國時代，烏克蘭文化、語言曾受到長期壓制。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法律明令禁止出版烏克蘭語書籍。蘇聯成立後，烏克蘭在形式上成為一個獨立於俄羅斯的共和國，烏克蘭文學亦在1920年代迎來長期壓抑後的短暫復興，而這場復興運動的中心，就是當時烏克蘭共和國的首都哈爾科夫。
1929年，烏克蘭的文學精英在哈爾科夫集資建起了一座作家公寓大樓。從空中俯瞰，樓的形狀像呈С字型，被以西里爾字母С開頭的Слово（「詞語」）命名——在烏克蘭語中，它既指詞語，也指語言，更是福音書開頭那句「太初有道」裏的「道」。上帝用詞語創世，而這座詞語大樓的建成也意味着烏克蘭文藝復興的到來。
在這座「詞語大樓」裏，烏克蘭最優秀的作家們過着集體生活：每天交流創作，爭論流派短長，當然也少不了一切知識分子故事裏必備的三角戀、爭風吃醋、文人相輕。但當時烏克蘭知識界最為關切的問題，還是烏克蘭文化的發展方向：它到底應向俄羅斯文化對標看齊，沿着老大哥走過的路前行，還是應努力和莫斯科平起平坐，並以歐洲文化為學習的榜樣。
這場大論戰的聲響很快傳到了克里姆林宮。雖然作家們始終強調自己是忠誠的共產主義者，但斯大林還是在其中看到了危險的苗頭，他向自己的忠僕們示意：這場遊戲該結束了。
從1933年起，大樓的住戶陸續被捕，送入古拉格，然後集體槍決。到1941年，大樓的66套公寓裏，有40套的住戶遭到鎮壓。倖存者不是選擇沉默，就是背叛立場、出賣靈魂。詞語大樓的結局也是整整一代烏克蘭知識分子命運的縮影。
根據一份統計，在1930年發表作品的259名烏克蘭作家中，1938年後還在繼續發表的只剩36人，其餘人士多數都消失在了斯大林的血肉磨坊裏。即使是斯大林死後，這些名字依舊是禁忌，他們的作品幾乎被完全遺忘，哈爾科夫在人們的印象中，也變成了一座烏克蘭文化彷彿從未存在過的城市。
三十年來，儘管佩雷普丘克和文學博物館的同仁們不斷努力向公衆普及，但這段文藝復興悲慘往事，仍長期屬於學識淵博者才知道的城市冷門掌故。讓這段歷史突然引起公衆關注的，恰恰是普京發動的侵略。「被槍決的文藝復興」不僅是失落的文化記憶，更與現實形成了痛苦的呼應。
2024年5月，電影《詞語大樓》在烏克蘭上映，冷門歷史第一次成為街頭巷尾的熱議話題。然而，影片回應現實的需求也許過於迫切，以至於歷史和文學幾乎成了背景。片中所有的烏克蘭作家都像是沒有性格的紙片人，在某個無關的場景中突然朗誦自己的代表詩作，然後就完成了歷史使命，被抓走槍斃了。一切都是為了襯托虛構的主人公——一個長着普京的臉，和普京一樣叫「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的蹩腳文人，住進大樓後，他出於嫉妒，為秘密警察賣命，陷害了所有人。
不留情的批評家挖苦道，可憐的烏克蘭文學，難得拍了一部關於烏克蘭知識分子的電影，可他們仍舊沒有發聲的機會，導演寧願用一個虛構的小號普京來充當主角。就連影片中宏偉的大樓都比實景大了一號。真實的詞語大樓更像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哈爾科夫居民樓。
現在，和哈爾科夫幾乎所有的樓房一樣，詞語大樓的外牆上也隨處可見戰爭帶來的破壞。臨街的正立面尚有新藝術和建構主義折衷風格的裝飾，而朝院子的內立面就是赤裸的磚牆。通向院子的大門沒有鎖嚴實，我混進樓裏轉了一圈，發現裏面也沒有想象中「百年大宅」該有的富麗堂皇，反倒顯得頗為破敗和逼仄。朝街的兩扇鐵門間的門斗角落裏，堆着幾十個空酒瓶——看來周圍的酒徒們也還沒學會要對這座文化聖地心存敬畏。只有北面牆上掛着的一塊刻有124個名字的書型紀念牌向我確認，這真就是那座傳說中的詞語大樓。
不過，一切畢竟才剛剛開始。佩雷普丘克並不氣餒。烏克蘭獨立只有三十年，而這三十年充滿了各種困難。她說：「我們需要時間來形成自己的文化記憶，找到講述自己歷史的方式。」更何況有些轉變已經發生了。
詞語大樓內部（拍攝：糜緒洋）
三
2024年8月的一個中午，天降大雨，我剛到哈爾科夫不久，正在離文學博物館不遠處的一家快餐店裏躲避。突然頭頂傳來一聲巨響。快餐店裏的人面面相覷——怎麼防空警報還沒響就爆炸了？幾秒鐘後，本地電報頻道紛紛緊急推送：「這是打雷！」
在哈爾科夫，幾乎每個人都會在通訊軟件「電報」上關注幾個本地防空信息頻道。每當防空警報響起，這些頻道就會用一句德爾斐神諭般的暗號來傳遞空襲具體信息：使用哪種武器、預計飛向何方，然後市民根據自己的經驗決定是留在室內、躲進地鐵站，還是繼續在街上走。多數情況下，人們只是看一眼手機，若無其事地聳聳肩，繼續做自己該做的事。如果嚴格按安全規則行事，一聽到警報就尋找掩體躲藏，那麼在這座城市就做不了任何事。警報聲在這裏成了日常生活的背景音。
當天晚上，我又在那家快餐店解決晚飯。它位於城市的主街普希金街。那時哈爾科夫已進入燈火管制時間，即使在主街上，也近乎伸手不見五指。空襲警報一如既往地又響了。城內的GPS系統被干擾，我用不了打車軟件，於是便撥打叫車電話。我報上了所在城市和地址：哈爾科夫，普希金街xx號。電話那頭的接線員一陣沉默，大概是在檢索，最後她沒好氣地告知：查無此街，搞清楚了再打，然後便掛斷了電話。
後來我才知道，哈爾科夫再也沒有普希金街了。2024年1月23日，俄羅斯轟炸哈爾科夫市中心，普希金街上大量民衆喪生。哈爾科夫市政府隨後下令將普希金街和地鐵普希金站改名。
如今這條街的新名字是斯科沃羅達街。赫雷霍里·斯科沃羅達（Hryhorii Skovoroda）是18世紀巴洛克時代的行遊詩人、哲學家。就像許多哈爾科夫周邊地區的歷史名人一樣，現代的國界把他完整的一生切成了兩半。他有烏克蘭哥薩克血統，卻更常用俄語寫作。他的出生、死亡地都在烏克蘭，但也經常前往俄羅斯的腹地遊歷。他對兩國文化未來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卻也成了兩國彼此爭奪的文化遺產。當然，這並不妨礙俄羅斯軍隊在2022年5月將這位哲學家位於哈爾科夫郊外的故居博物館炸燬，因為他們根本不在乎。
哈爾科夫文學博物館也在幫助推廣、普及斯科沃羅達的文學遺產。2023年10月，他們推出了一個叫「斯科沃羅蹈」（Skovorodance）的項目，讓烏克蘭的著名詩人、音樂人將他的作品譯成烏語，然後再改編成舞曲，隨後邀請市民前來跟着他詩歌的節奏蹦迪。
在全面戰爭前，打開任何一座烏克蘭大城市的地圖，都彷彿打開了俄羅斯文學史教科書：普希金街、托爾斯泰街、陀思妥耶夫斯基街、契訶夫街等等。普希金街消失後，改名的哈爾科夫街道越來越多。但遠非所有市民都能接受這一點。
在城北的一片居民區，我隨機問了一些路人。許多市民內心糾結：被狂轟濫炸了那麼久，難免對俄羅斯的一切心懷仇恨與厭惡，可另一方面，這些路名畢竟已是故鄉記憶的一部分，如此劇變讓人無法適應。有人心存顧慮，支持改名被認為是一種「正確」、「愛國」的立場，而發聲反對改名的人，會被貼上「親俄」的標簽。
一位坐在長椅上休息的女士欲言又止，似乎有所擔憂：「一方面，經歷了這三年他們對我們做的這一切，這完全都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她指了指我伸在她面前錄音的手機，「我不想說，你把這個東西拿走。」
哈爾科夫一夜間改掉了50條街道和4座地鐵站的名字。一位正在排隊買菜的阿姨沮喪地說：「我在哈爾科夫生活了一輩子，我是九代哈爾科夫人，可如今走在市中心，我感到無所適從。每一條街的名字我都不認識，我成了自己城市的異鄉人。」對改名心存異議的人，往往試圖通過強調自己與故鄉城市的深厚聯繫來為自己的看法辯護。無獨有偶，後來我在烏克蘭的其他城市還遇到了許多「四代基輔人」、「五代敖德薩人」。
既然「九代哈爾科夫人」都找不到北，那作為第一次光顧此地的外國人，我在哈爾科夫街頭的常態就是迷路。
一條路的官方名稱雖然修改了，但路邊的路牌卻往往還是舊名字。事實上，如今烏克蘭城市的路牌就彷彿考古地層剖面。在一條改名街道的路邊，你可以看到新路名路牌、塗掉舊路名但還沒寫上新路名的空白路牌、烏語舊路名路牌、俄語草草改成烏語的舊路名路牌、俄語舊路名路牌。到了遠離市中心的地方，甚至還能看到不少蘇聯時期的路牌。而在谷歌地圖上，多數街道的改名信息還沒有及時跟進，而有的街道則只改了烏克蘭語名稱，旁邊對應的英語和中文翻譯還一如其舊。甚至到了本地人口中也是一鍋亂燉：「你走到普希金街左拐，往前走100米就是了，地址是斯科沃羅達街xx號。」
但是在烏克蘭文化的積極倡導者看來，雖會帶來暫時的不便，但街道改名仍是一個原則性問題。
佩雷普丘克對我說，街道命名與其說是文化問題，毋寧說是政治問題。俄羅斯用自己的作家命名烏克蘭的街道，這是一種帝國標記領地的手段。普希金從沒來過哈爾科夫，但哈爾科夫人都知道普希金的諸多事蹟，與此同時，人們卻對烏克蘭文藝復興的偉大作家們毫無了解，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現象。把普希金街改名，並不是反對作為詩人的普希金，而只是反對這種帝國政策。
2023年7月，為了向更多市民普及街道改名的意義，文學博物館在哈爾科夫市中心策劃了一個叫「專名」的展覽。
一系列旋轉展板分別介紹了二十二位俄羅斯作家和烏克蘭作家的生平與創作，以及他們和烏克蘭、哈爾科夫的關係。每塊展板的兩面，分別是黑色和白色，黑色是為哈爾科夫街道冠名的俄羅斯作家，而白色則是哈爾科夫本地的烏克蘭作家。俄羅斯作家往往被呈現為帝國主義者，擁護俄羅斯的殖民擴張，對烏克蘭語言和文化持不屑的態度，或者和哈爾科夫從未有過任何關係。
在我看來，這種黑色與白色的對立似乎也帶有道德評價的潛台詞，不過佩雷普丘克並不同意我的觀察。她強調，這種顏色設計的意圖主要是想揭示烏克蘭人對俄羅斯文化了解得太多，對自己的文化卻依然知之甚少，多數烏克蘭作家對哈爾科夫人而言仍只是一頁白紙。
哈爾科夫一家咖啡館內的手繪城市地圖。所有「普希金」已被塗去，改成了「斯科沃羅達」（拍攝：糜緒洋）
四
利莫諾夫剛在哈爾科夫開始寫詩時，總被拿來和謝爾蓋·葉賽寧（Sergei Yesenin）相比較。他在自己的「哈爾科夫三部曲」中曾嘲諷道，這並非因為人們不知道其他詩人的存在，而是「對薩爾季夫卡的小夥子們」來說，葉賽寧比其他所有詩人都親切得多。
2018年，當利莫諾夫的檔案還在哈爾科夫找不到歸宿時，他的肉身在莫斯科接受了生前的最後一次採訪。記者問他到底是不是法西斯、納粹，他先是含糊其辭，隨後承認說，「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薩爾季夫卡。
薩爾季夫卡（Saltivka）是二戰後在哈爾科夫城北新建起的工人新村。和當時蘇聯涌現的大量類似新村一樣，這裏的街頭被一群心狠手辣的青少年流氓混混統治着，而利莫諾夫就是其中一員。
而葉賽寧有時被譽為「最俄羅斯的詩人」，他的粉絲光譜包含從中國俄語系一年級新生到薩爾季夫卡街頭惡少的一切人。這不僅是因為這位20世紀初的美男子詩人擅長描寫俄羅斯鄉村的景色，還因為他常常寫透了俄羅斯農民對時代劇變的迷茫和孤獨，寫他們如何在大都市墮落成醉漢、流氓和罪犯。而這也是詩人自己的命運。1920年，葉賽寧在哈爾科夫待了近一個月。有學者將他在哈爾科夫的活動概括為「演講、讀詩、出了本小書、陷入愛河」。如果補上「喝酒」的話，這個清單會完整得多。這二十幾天的逗留讓後世哈爾科夫的葉賽寧崇拜者們得以把對文學和家鄉的愛結合在一起，甚至有本地學者寫了一部近200頁的專著，就叫《葉賽寧在哈爾科夫》。
1967年，利莫諾夫離開哈爾科夫前往莫斯科。正是從那時起，薩爾季夫卡建起了越來越多千篇一律的高層住宅樓。這裏最終成為全蘇聯規模最大的睡城之一，三分之一的哈爾科夫人居住於此。縱橫分明的道路把薩爾季夫卡切割成一個個用數字編號的小區，每個小區裏都有無數一模一樣的高層住宅樓，小區的中央通常是幾座學校和幼兒園。
522小區的中央是哈爾科夫第17學校。它曾是哈爾科夫最大、最好的學校之一，戰前有近1400名學生。許多孩子每天通勤穿越全城，來到這座位於睡城的英語專科學校上學。
斯韋特蘭娜·布萊頓（Svitlana Bredun）自1980年代起就在這裏擔任俄羅斯文學教師。她從小就是葉賽寧才華的崇拜者，1990年代末，她在第17學校內建了烏克蘭唯一一座葉賽寧博物館。
嚴格來說，這座文學博物館並未在國家博物館名錄中註冊登記，它更像是一間「葉賽寧主題教室」。每所烏克蘭的中小學裏總會有幾座類似的小博物館（在第17學校，還有麵包博物館和軍事榮光博物館）。但這間小小的教室是布萊頓心血的產物，所有展品都是她和學生、家長，以及哈爾科夫的葉賽寧崇拜者在幾十年間一點一滴蒐集而得。一整面牆講述了詩人在哈爾科夫的經歷與成就，房間的其他角落則陳列着各種版本的葉賽寧詩集、傳記，詩人的銅像、相片，其生活年代的各種歷史物件，甚至還有從其故鄉村子裏帶來的植物種子。博物館和學校時常舉辦葉賽寧研討會和詩歌晚會，通常都由布萊頓主辦。
2010年，哈爾科夫的鐵路局出資重修博物館，在改造前，他們還將校長與布萊頓接去莫斯科參觀那裏的葉賽寧博物館。布萊頓繼承了莫斯科博物館的許多布展理念，並複製了一些展品帶回哈爾科夫。哈爾科夫市長和當時俄羅斯駐哈爾科夫的總領事都出席了重修後的開幕式。後者在致辭中表示：「第17學校為俄烏友誼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葉賽寧博物館的開館對烏克蘭，尤其哈爾科夫來說無疑是一件大事。」
2022年6月2日凌晨，一枚俄羅斯導彈正中學校大樓，巨大的破壞力完全摧毀了建築的核心區塊。第17學校像一具被開腸破肚的屍體躺在薩爾季夫卡522小區地上，圖書館裏的藏書像五臟六腑那樣傾瀉出來，一晃而過的電視鏡頭捕捉到了書的名字：《俄羅斯國情》、《俄烏詞典》。
爆炸後，布萊頓也來到了現場，她舉起一面從廢墟中救出的烏克蘭國旗，哽咽着說，自己一直在教孩子們去愛俄語、愛俄羅斯文學，而如今這群「異教徒」摧毀了一切。「從今往後，我們再也不會有任何俄羅斯的東西。一點都不會有。」她的聲音中透着盛怒與決絕。
襲擊過去兩年後，我來到薩爾季夫卡。這裏是哈爾科夫距離俄羅斯最近的地方，因而也是遭破壞最嚴重之處。雖然許多被摧毀的公寓樓已重建完畢，但小區還是顯得空蕩蕩，缺乏生氣。幾個老太太圍坐在小區某處的桌前玩骨牌，對我開玩笑說：「年輕人，你來晚了，兩年前那才叫可怕。」幾個青少年坐在長椅上喝着啤酒，我問他們是否知道第17學校的情況。「它被x翻了，」一個醉醺醺的男孩沒好氣地說，「和我們的家一樣，都被x翻了。」
這些少男少女是從周邊城鎮逃出的流離失所者，他們的家鄉已經被戰爭從地表上徹底抹去。對他們來說，哈爾科夫已經算得上是一個和平的避風港了。
第17學校的遺址依然是斷壁殘垣。被導彈直接命中的門廳和上方的教室什麼都沒剩下。兩邊殘存的牆上還能隱約看到迎接學生的壁畫，一邊是哈爾科夫的標誌性景點，上方用烏語寫着「歡迎來哈爾科夫」，右邊則是大本鐘、西敏宮和紅色電話亭，上方用英語寫着「歡迎來學校」。
校長和其他幾位老師在受損較輕的毗鄰學校借用了一間辦公室。辦公室門口堆了幾箱馬口鐵罐——往裏面捲上瓦楞紙、澆入蠟油，就是前線士兵急需的戰壕蠟燭。即使「寄人籬下」，大家仍不忘抽空做志願者工作援助前線。
第17學校至今仍有900多名學生登記在冊，儘管許多人已不在哈爾科夫，但他們寧願上這裏的網課，而不是在陌生的西烏克蘭或歐洲線下學習。校長說，有不少學生家長表示，一旦學校重建完成，他們就會帶着孩子回哈爾科夫。然而她也不知曉重建的日程。一切取決於財政撥款，而現在的當務之急自然還是戰爭。老師們也無法想象，重建後的第17學校將會開辦什麼樣的博物館，這一切都太遙遠。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會再有葉賽寧博物館，也不會再有俄羅斯文學課。
我沒能找到斯韋特蘭娜·布萊頓。有周邊居民透露，曾看到她多次來到學校，試圖拯救一些倖存的館藏，但博物館完全被炸燬，已經沒有任何能救出的東西了。校長告訴我，布萊頓辭職了，說是健康原因，與家人一起離開了烏克蘭。
因為戰爭帶來的心理創傷，斯韋特蘭娜·布萊頓她不再願意與外界聯繫。但在哈爾科夫，並不是所有的葉賽寧崇拜者都像布萊頓一樣決絕地告別。
哈爾科夫第17學校遺址（拍攝：糜緒洋）
五
哈爾科夫城北的植物園附近，也曾有一條葉賽寧街。在街口住宅樓的牆上，曾有一幅葉賽寧主題的大型壁畫，上面是穿着俄羅斯農民傳統服飾的詩人和各種動物，並配有他的兩句詩：
對動物而言我是個好朋友，
我的每行詩都療愈動物的魂靈。
2023年8月，文學博物館前員工、畫家季娜·奇穆日（Dina Chmuzh）與另一位畫家一起將這幅壁畫抹去，重新創作了一幅關於烏克蘭歷史延續性的愛國主題作品。古代的大教堂、編年史家、錢幣、國徽等一系列歷史元素由共同的植物根系串聯起來，貫穿畫幅。
不過，顯然有些葉賽寧的崇拜者對此十分不滿。尚在她們為新畫打草稿時，就有人在上面塗寫了原來壁畫上的那句詩，並加上大大的「謝爾蓋·葉賽寧」字樣。
兩位畫家抹去了塗鴉內容，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然而，兩個月後，已經完成了的壁畫再次被葉賽寧的粉絲破壞。這次塗寫了詩人的另四行詩：
戰爭吞噬了我的全部魂靈。
為了某個他人的利益，
我朝原本親近的軀體射擊，
還挺胸邁向自己的兄弟。
形式上看，這是一首反戰詩，但在如今烏克蘭社會的主流敘事中，它卻是一種精心打扮的「敵對宣傳」。因為俄烏戰爭並不是一場兄弟相殘的戰爭，而是一場俄羅斯發動的侵略和殖民戰爭，烏克蘭人也並非為「他人的利益」而戰，而是在保衛自己的獨立和自由。持續推動本地街道改名進程的組織「去殖民化烏克蘭」在電報貼文中暗示，這種破壞行為「屬於安全局的管轄範圍」。
壁畫很快又得到修復。一個月後，又有人用白顏料塗抹了壁畫。「去殖民化烏克蘭」的活動人士在電報中憤怒地咒罵「俄粉鬼子」（vatni chorty）。但這一次，兩位畫家放棄了修復。
夏天我去了那個地方，但我看到的仍是被塗抹過的殘缺壁畫。這場圍繞葉賽寧的拉鋸戰並沒有贏家。
在這座曾擁有200萬人口的大都會，戰爭已成為一個生活的常量。耳畔是持續迴盪的防空警報，目光所及則是無盡的殘破樓房。很難找到沒有受到空襲破壞的建築，哪怕某座房屋沒有被直接命中，至少也會有許多玻璃窗被震碎。在遠離前線的城市，人們尚會替換新玻璃，而在哈爾科夫，頻繁的空襲使得這成了徒勞的無用功。於是人們用一種叫OSB的刨花木屑板填補空洞。
如果說窗戶是建築的眼睛，那麼OSB就像是義眼，它的黃色成了哈爾科夫的主色調，坐車在城市的主街上飛馳，就像掠過黃色的洪流，又好似觀看勃魯蓋爾的《盲人引領盲人》在面前無限綿延。哈爾科夫的街頭藝術家試圖將廢墟變成藝術抵抗和戰爭創傷的表達空間。
在市中心的OSB板上，季娜·奇穆日抄錄了大量烏克蘭當代詩歌，這些詩歌往往都與戰爭的殘酷或民族創傷直接相關。比如在市中心一座居民樓的板上，她抄錄了當代作家維多利亞·阿梅林娜（Viktoria Amelina）的一首詩：
我軍的損失數字已被保密
戰爭結束前數字不會公布
會是鄰居，那個常種紅花的
奇怪女人的丈夫
是沒有告知任何人的朋友
是我們如此愛戴的老師
還有那個惹毛所有人的姑娘
那個永遠討所有人喜歡
但似乎愛上了那個姑娘的畫家
以國家機密之名
我發誓，不會去數戰死的人
數到精疲力盡
直到戰爭結束
（其實我數過——但數不清了）
在斯科沃羅達街一家咖啡館的大窗板上，奇穆日抄下了一首戰地詩人馬克西姆·克雷夫佐夫（Maksym Kryvtsov）的長詩。這首詩始於基輔一家咖啡館牆上顧客的題字：「我會找回我的生活，我承諾」。通過描繪這家咖啡館的日常場景，揭示出後方生活的寧靜與溫暖。然而，戰爭的陰影在詩人心頭始終揮之不去——炮火、泥濘、地雷和死亡的威脅無處不在。他渴望回歸平凡的城市生活，過上在咖啡館裏享受的日子，卻又深知這種平靜是一種虛假的安全感，戰爭的創傷已讓他無法融入其中，他寧願快點返回戰壕。結尾是詩人猶疑的自問：「我會找回我的生活嗎？我承諾。」
克雷夫佐夫沒有兌現自己的承諾。2024年1月，他在前線陣亡。
而阿梅林娜則成了另一個數不清的損失數字。2023年7月，在一家披薩店就餐的阿梅林娜，死於俄羅斯的空襲。
一處OSB板創作，阿梅利娜詩，奇穆日繪（拍攝：糜緒洋）
六
哈爾科夫文學博物館坐落於一座19世紀古典式二層小宅邸，門外種了兩棵大果樹。夏天的暴雨過後，地上落滿了青蘋果。
博物館二樓的特展廳裏，正在舉辦一個叫「以城市之名」的展覽。展廳的中央是一張奇特的小桌子，凹凸不平的桌面呈現出土地的質感，上面擺滿了樓、樹、人形狀的木刻小模型，用一根繩索串聯起來——這張桌子就是哈爾科夫這座城市的微縮象徵。而四周的牆面上，掛了許多用鐵絲搭成的骷髏面具，提醒人們籠罩這裏上空的戰爭與死亡。
在這張城市之桌旁邊，我告訴佩雷普丘克，我正在調查烏克蘭的文學共同體如何在戰時尋找新身份認同——她立刻糾正：「不是新身份認同，而是真身份認同。」
2024年8月一個夏夜，我前往文學博物館參加一場音樂會。地點就在博物館的庭院。早在全面戰爭爆發前，這座庭院就已是全市最受歡迎的文化活動場所之一。庭院四周的牆上掛滿了哈爾科夫文學名人的單線肖像畫，而庭院中央搭了一座星形帳篷作為舞台和觀衆席，四周還有許多長凳、鞦韆。
當晚舉辦的是利沃夫民謠歌手馬里揚·佩羅若克（Marian Pyrozhok）的晚會。博物館開放了40個名額，但現場至少來了100多人。
佩羅若克身形瘦削，頂着側分短發，蓄着達利式的脣髭，氣質頗有點像導演塔可夫斯基。他時而彈奏吉他，時而用琴弓把它拉出提琴的聲效。他的唱詞以20世紀烏克蘭文藝復興詩人的作品為主，雖然大多是尋常的抒情詩，但在戰爭年代，聽者往往能從中領悟到更多。比如這首寫於100多年前的《海鷗》：
帶着悲傷，帶着痛苦
在田野之上
滿是海鷗的哀鳴，
彷彿在遙遠的
無名的過去，
奴隸的哭泣
在異國他鄉。
那彷彿是
母親在為
夭折的孩子慟哭，
身處奴役，
身處苦難，
死於悲痛，
死於黑暗。
輕柔地飛翔
在沼澤上空，
海鷗疾飛，海鷗盤旋——
有時因絕望
發出哀嚎，
有時在哭泣中
帶着微笑。
場下，有一個女孩始終在跟隨音樂的律動，赤足在草坪上即興舞蹈。兩個女孩聽完這首歌后抱頭痛哭。一個短金發女孩坐在第一排，一直在默默為歌手畫像。更多人站在庭院裏輕聲寒暄聊天。一位常在國際媒體上拋頭露面的著名哲學家特地從基輔趕來。
自始至終，我都沒在庭院裏聽到一句俄語。在這座多數居民依然說俄語的城市，文學博物館的庭院就像是一座不沉的烏語島。不僅不沉，而且靠着佩雷普丘克和員工們的辛勤圍墾，它正在越變越大。
音樂會開始後不久，觀衆們的手機警鈴紛紛響起，不過這一回是防空警報解除的通知。坐在我身邊的大叔開玩笑地豎了豎大拇指，對我嘀咕了一句「拜登」——一個多月前，拜登政府終於允許烏克蘭使用西方援助的武器攻擊俄羅斯境內的目標，此後哈爾科夫受到的空襲頻率大大降低。儘管如此，持續兩個小時的音樂會沒有被防空警報打斷，這對哈爾科夫而言仍是難得的奢侈。
音樂會結束後，坐在第一排的短發女孩把她畫的肖像拿去給佩羅若克看，歌手笑眯眯地在上面簽了自己的名字。
我後來才知道，這個女孩名叫維羅妮卡·科茹日科（Veronika Kozhushko），今年18歲，大家都叫她妮卡，是戰爭洗禮下迅速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哈爾科夫藝術家。
每一場文學博物館的展覽和晚會上，都能看到妮卡的身影——畫畫、拍照、朗誦，或是在展覽結束後作為積極觀衆接受媒體採訪。「斯科沃羅蹈」的舞會結束後，她抱怨因為學校裏不教斯科沃羅達，她過去對這位哲學家一無所知，經歷了今天的晚會，她會開始讀他的詩。「專名」展覽過後，她告訴記者，過去在學校裏學俄羅斯文學這種「噁心的學科」給她帶來了創傷，她希望這座城市必須根除俄羅斯地名。
與此同時，文學博物館及其一直致力於推廣的烏克蘭文藝復興也改變了她。我們可以根據妮卡在自己Instagram頁面上發布的作品重建她的創作軌跡。在大戰爆發前，她只是在為經典搖滾明星畫一些稚嫩的同人作品。戰爭剛開始時，她畫了許多抵抗主題的作品，但往往只是因襲一些時興的新聞照片和愛國迷因。但從2023年起，當妮卡開始發現文藝復興詩人的創作，她彷彿在一夜間找到了自己的風格。
在妮卡的作品裏，最常見的主題是扭曲或受傷的人體，以及閃耀着光芒的星。前者折射出她個人或城市受到的創傷與痛苦，而後者則象徵着永遠不會消失的希望。2024年5月，妮卡舉辦了自己的首場畫展。她開始在哈爾科夫的文化圈小有名氣，並且像大多數烏克蘭文化界人士一樣，立刻用自己的聲望為軍隊募款。
臉書上流傳着一位捷克記者拍攝的一段視頻，蹦蹦跳跳的妮卡在其中講述了自己的藝術志向。她說，戰爭沒有改變她的意識，只是讓她蛻變、成熟，成了她和百萬哈爾科夫人生命的一部分。她立誓盡己所能，「為那些再也不能發聲的人創作……只為我們的故事能讓人知曉，只為我們的文化能讓人聽到」。
佩雷普丘克這樣評價妮卡和她的朋友們：「我看着她們，心想：這下博物館後繼有人了。她們能繼續我們的事業，並創造自己的東西。別說是博物館了，這個國家都後繼有人了。」
2024年8月30日，我離開烏克蘭的幾天之後，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一顆俄羅斯滑翔炸彈擊中哈爾科夫的一座公園，奪走了妮卡年輕的生命。
她再也無法為那些不能發聲的人創作了。許多悼念她的人寫道，她太過熱愛「被槍決的文藝復興」，以至於自己也最終成了殉道者中的一員。
在文藝復興一代中，妮卡最愛的詩人是梅海利·塞門科（Mykhail Semenko），儘管這位乖張的未來主義者通常被認為晦澀難懂，但妮卡似乎總能在其中抓住最貼近自己生命體驗的東西。2023年3月，她第一次為塞門科畫像，並把他稱作自己「愛上烏克蘭文學的起點」和「靈感源泉」。肖像的背景上寫着詩人的名作《巴塔哥尼亞》：
我不會死於死亡——
我會死於生命。
我將死去——生命將會消亡，
旗幟不再飄揚。
佩羅若克的晚會，第一排右二的背影為妮卡·科茹日科（拍攝：糜緒洋）
中篇：在烏克蘭的兩極之間遊蕩
一
自從大學被調劑進俄語專業，我和俄羅斯文學結緣已有十六年了。當然，我的求學地不是基輔和哈爾科夫，而是莫斯科與彼得堡。我所在的學術共同體被這場戰爭分割成了「之前」與「之後」。有師生簽名或上街反戰，隨後開始被當局騷擾；有人逃出國卻無所適從，一位老師在臉書上近乎乞討般地尋找工作機會：「我知道，作為俄羅斯護照持有者，我現在最應該做的是上吊，但我還有妻子和孩子要養」。有人暗暗支持戰爭，把發反戰貼的我拉黑；某個平時就愛呼喊反西方口號的學者如今成了官媒上的「主權哲學」代表人物。
但多數人只是沉默。烏克蘭同行發布憤怒的視頻，呼籲俄羅斯學者站出來抗議，卻幾乎沒得到任何回應。學術研討會上，俄羅斯學者繼續若無其事地與同行爭論刊印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時，「上帝」這個詞該用大寫還是小寫。2023年夏天，我出席了在日本召開的國際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會，在現場時刻感受到一種緊張而又尷尬的氛圍：西方同行期待着俄羅斯學者能有所表態，而俄羅斯學者則優雅地閃躲房間裏的大象。當實在無法避免，他們就用「正在發生的事」、「目前的情況」之類的委婉語來指代自己國家發動的戰爭。誠然，許多人這麼做只是出於對鎮壓機器的恐懼，但有時我也難免懷疑，如果人一直裝傻，會不會變得真傻。一位過去對我關照有加的教授在日本問我，為什麼這兩年不來俄羅斯開會了。我委婉地回答說，目前不是來訪的合適時機。她困惑地看着我，輕輕問了一句：「發生什麼事了？」
可與此同時，目擊俄軍在烏克蘭犯下的一樁又一樁殘暴的戰爭罪行，克里姆林宮的宣傳機器如何顛倒黑白，把一切包裝成烏克蘭「自導自演」，而多數俄羅斯民衆似乎又毫不猶豫地將這些謊言照單全收，這不能不讓作為俄羅斯文學研究者的我感到痛苦。這個民族如此為自己的文學傳統驕傲，這個政權多年來把文學當作推廣自身軟實力的工具，可文學似乎並沒有教會他們中的一些人善良，教會另一些人聰明。既然如此，我又為何要學習、研究這種文學？
在烏克蘭和國際媒體上，可以讀到太多關於「取消俄羅斯文化」，以及關於俄羅斯文學「帝國性」、「殖民性」的討論：既然普希金曾寫詩為沙皇鎮壓波蘭起義辯護，既然托爾斯泰曾是帝國殖民軍隊的一員，既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無可救藥的沙文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既然連索爾仁尼琴和布羅茨基這樣的蘇聯異見者都憎恨烏克蘭的獨立，那麼俄羅斯文學大可以被全面取消。
然而我所受的學術訓練告訴我，類似文章中有太多論偏頗之處，有對文本的膚淺解讀，也有戰爭狀態下情緒化的產物。作為外人，我沒有道德權利去評判每日與轟炸和死亡新聞相伴的烏克蘭人這裏文本讀得不仔細，那裏表達得太極端。但是在烏克蘭，卻有着一個很大的群體，他們從小和俄羅斯人讀一樣的書，看一樣的電影，聽一樣的音樂，他們在學院研究俄羅斯文學，他們照看着俄羅斯作家的故居遺產，他們的書店裏賣着俄羅斯作家的著作。我想要去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故事，聽他們講述自己的想法與感受，他們如何在戰爭之中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
在我們這個取消文化、身份政治、去殖民敘事佔據主導的時代，烏克蘭人處理俄羅斯文化遺產的方式，也可以為我們在自己身處的其他地方解決類似難題提供參照：當時過境遷，社會和人的觀念改變，我們應如何處理用後世的標準衡量顯得不正確的歷史和人物？去殖民的需求和對多元文化的追求出現矛盾時應該怎麼辦？如何做到既實現轉型正義，又不帶來社會分裂？
而我也是在處理自己的身份危機：我到底是誰，在俄羅斯生活了那麼多年，學了那麼久俄羅斯文學，這些經歷和知識對我的生活究竟有什麼意義？
從行前準備階段起，這種身份的不確定性就給我帶來了種種麻煩。無論簽證官還是邊防官，對於「我是誰」，他們都想聽我說一個確定的答案。然而我只有一個不那麼確定的答案，和一本確定很糟糕的護照——來自一個在這場戰爭中立場曖昧的國家，上面貼滿了過去的俄羅斯簽證。華盛頓、紐約、法蘭克福、塔林、華沙、利沃夫，每個疲倦、無聊的官員一翻開我的護照，就會立刻精神起來，然後向我拋出一連串問題：你去過俄羅斯？還去過那麼多次？你到底在那裏幹什麼？你學的是什麼專業？那你去烏克蘭又是做什麼？你和俄羅斯還有關係嗎？
哪怕突破重重障礙，終於進入烏克蘭，我也始終不知道該如何向人簡單明瞭地自我介紹。面對一些人，我是「記者」，面對另一些人，我是「作家」，還有些時候，我是「普希金之家曾經的博士生」。在一些鬆弛的場合，我是「曾經的語文學家，現在也不知是記者還是作家」。當然，有時候也會被火眼金睛的群衆識破。敖德薩的民宿房東說：「你不用解釋我也懂，現在來住我這房子的外國人，不是記者就是極端分子。」而在哈爾科夫的睡城，排隊買菜的大爺聽我說了一大通後冷笑一聲：「懂了，間諜。」
利沃夫聖彼得保羅教堂，照片上都是本地的陣亡軍人（拍攝：糜緒洋）
二
從華沙出發，我坐了一夜通宵火車抵達進入烏克蘭的第一站——利沃夫。剛踏上清晨的有軌電車站，就見到一名老太太在那兒激昂地演講：「她是為我們而死的，她曾經預言過，戰爭將會找上我們，她也預言過，死亡將會找上她。」
老太太口中的「她」是伊琳娜·法里翁（Iryna Farion），極具爭議的語言學家。我到烏克蘭不久前，剛傳出她遇刺身亡的消息，而認領謀殺的是一個俄羅斯新納粹團體。法里翁是推廣烏克蘭語的重要活動人士，但她的做法卻往往以分裂社會為代價。她最近一次惹衆怒的言論是在今年年初宣稱，所有說俄語的烏克蘭軍人都不配被稱作烏克蘭人，引起烏克蘭社會各界強烈譴責。即使是在她遇刺後，許多公共人物發布的聲明也顯得頗為曖昧：「無論如何，殺人總是不對的」，「推廣烏語，她畢竟還是做了貢獻的」。在多數人依舊說俄語的東南部大城市，一些人談及此事，難掩幸災樂禍的神情。但在利沃夫，她卻是大英雄。在城市的名人公墓，她的墓前堆滿了鮮花，時不時有虔誠的老人前來祭拜。
圍繞法里翁的複雜態度折射出了烏克蘭充滿張力的語言政策問題。「保護烏東俄語人口」是普京發動戰爭的一大藉口，而在這場戰爭中死去的多數平民恰恰又是說俄語的東部人。誠然，越來越多原本說俄語的烏東人開始改說烏語，媒體、機構、商店也紛紛撤下俄語網站和招牌，但當我真正來到現場，聽到、看到的情況還是比想象中微妙得多。
事實上，大多數烏克蘭人都是烏語和俄語雙語者，而某個人在某個場合說某種語言，或者更確切地說，不說某種語言，也往往是其個人立場的展現。在西部的利沃夫，人們往往不僅期待你說烏語，還期待你不說俄語。每當我和店員說起我的三腳貓烏語，並終於不小心漏出幾個俄語詞，對方就會和立刻我改說英語。在當地歷史博物館的一個展廳，穿着民族刺繡衫、神情剛毅的老奶奶堅持讓我在留言本上寫下自己的感想：「用中文寫，用英語寫，用你會的一切語言寫，但只有一種語言不允許使用。」
但後來當我來到位於黑海海濱的南部城市敖德薩，就發現那裏的情況正好相反。雖然時值盛夏，烏克蘭全國的人都涌來敖德薩度假，但在敖德薩的街頭逛了近一週後，我幾乎沒有聽到一句烏克蘭語。規定服務業必須使用烏克蘭語的語言法在這裏似乎成了一紙空文，商家大大方方地用俄語和所有顧客問好。在本地新聞中，經常能看到堅持說烏語的外地遊客與說俄語的店員起衝突的視頻。外地遊客要求對方作為烏克蘭人就該說烏語，而店員則頂撞說，我們敖德薩人都說了一輩子俄語，憑什麼現在就不讓說了。
在更多情況下，人們會在不同城市、不同場合、面對不同對話者自如地切換語言。商店裏的店員可以彼此用俄語聊天，但面對作為顧客的我卻改用烏語。咖啡館裏聊天的年輕情侶可能一個說俄語，一個說烏語，卻完全不妨礙他們打情罵俏。在哈爾科夫這樣用俄語為主的城市，店家通常會用烏語問候、寒暄，以符合語言法的規定，隨後和顧客一起心照不宣地換成俄語交流。最微妙的一次經歷發生在第聶伯河右岸的烏曼。在這座居民普遍說烏語的小城裏的標誌性景點，我和兩個說俄語的敖德薩人拼團請一個講解員。知道我們來自何方後，講解員輕聲宣布，既然今天有「尊敬的外國客人」，講解就改用俄語進行。可每當狹路相逢其他遊客和講解員，她就和敖德薩人遞一個顏色，立刻切換成烏語交流。
就連我的受訪者，對於語言使用也都有各自的態度。哈爾科夫文學博物館的館長佩雷普丘克與我商定好用英語訪談，儘管我們都知道，我們用俄語可以更好地表達自己，但對她而言，不說俄語是一種態度。其他許多受訪者同意用俄語訪談，但有時話說到一半會卡住：「這個詞用俄語怎麼說來着，真的不記得了，抱歉，我太久沒說俄語了。」而在敖德薩，一切自然默認用俄語進行，雖然許多訪談者會不由地為自己辯護：「別看我一直說俄語，我是真會說烏語的！」
但無論在哪座城市，書店通常是使用烏克蘭語態度最堅決的地方。在利沃夫老城中心市場廣場上的老字號「1號書店」，我一進門就看到店裏掛着法里翁的肖像，一旁則是被蘇聯秘密警察殺害的幾位烏克蘭民族主義武裝組織領袖和兩位死於非命的著名作曲家。店員向我一一介紹，最後動情地總結說，他們都是為了捍衛我們的民族和文化而被俄羅斯人殺害的。
其他許多書店門口也會掛着語氣堅決的告示：「說烏克蘭語，尊重自己的國族」，「我們不銷售俄語書籍，也不支持侵略國文化」。就連在街頭聽不到烏語的敖德薩，書店也會在門口鼓勵大家：「努力說烏語的俄語母語者，你們並不可笑，你們不可思議。」不過，當我試着與該店店員用我的蹩腳烏語交流，她的第一反應是：「您可比我們的某些市民說得好多了。」
面向年輕人的獨立書店往往會採用同樣堅決，但更輕鬆、戲謔的態度。由於這種拒斥俄語的做法常被俄羅斯宣傳機器貼上「仇俄」標簽，一家非常熱門的獨立書店乾脆把自己社交網站上的簡介改成：「屬於你的仇俄書店。我們仇得還不夠，但我們在努力。」
伊琳娜·法里翁墓（拍攝：糜緒洋）
三
除了文學博物館，書店也許是我在烏克蘭逛得最多的場所了。不僅因為這裏是文學與民衆之間最主要的連接點，還因為——它們實在太多了。事實上，我從沒見過一個書店密度像利沃夫老城那麼高的地方。在面積不到四平方公里的老城核心區，至少有18家書店。有「1號」這樣的古早風文史書店，有選書多而雜的連鎖書店，有充滿國營氣息的科學院書店，但最常見的卻是選書少而精的獨立書店。
雖然戰爭嚴重破壞了烏克蘭的國民經濟，但出乎所有業界人士意料的是，烏克蘭的圖書業卻在這些年蓬勃發展。比如烏克蘭最大的連鎖店「存在書店」（Ye）在2023年新增了22家門店，今年準備再增22家。2023年烏克蘭出版商的收入比2022年翻倍，比戰前的2021年增長超過三分之一，雖然這和書價上漲也不無關係。但更重要的是，由於時常停電、斷網，或要去防空洞躲避，書籍取代電子產品，重新成為人們首選的消磨時間產品。
由於生意太好，獨立書店也紛紛開成了連鎖店。利沃夫的名店開去基輔，基輔的名店開來利沃夫。這些店往往面積不大，一半空間用於餐飲，但選書品位頗為不俗，且經常會舉辦有趣的文化活動。在利沃夫的「書之獅書店」（Knyzhkovyi Lev），我撞見了一位女詩人正在庭院裏舉辦「詩、歌、故事和咖啡晚會」，場下坐了二三十位觀衆。而在基輔市中心人滿為患的「感書店」（Sens），我看到許多人佔了座在等待當天的活動——三位知識女性談「遠離莫斯科：我是如何告別帝國的」。
多數書店都會有自己的暢銷榜、推薦榜。就拿幾家獨立書店的榜單來說，上榜的通常會有經典烏克蘭小說、當代類型小說、詩集，也有關於烏克蘭民族主義和語言的歷史與科普讀物，但我發現在許多店裏，目前最暢銷的是一本指導如何與焦慮和抑鬱共存的心理學手冊。可以清楚地看到烏克蘭人如今最想從書籍中獲得的東西：療愈與慰藉，對隱秘創傷的表達，對身份認同的探索。
烏克蘭圖書業不僅克服了戰爭和經濟危機，還迅速度過了急劇轉型。無論連鎖書店還是獨立書店都紛紛徹底拋棄俄語圖書，甚至是烏克蘭本土在戰前印刷的俄語書。要知道，在十年前，俄語書還佔了烏克蘭圖書市場80%的份額，即使在戰前，烏克蘭書店出售的俄語書比重仍有近40%。而如今，不賣俄語書不僅是法律要求，更是一種自覺行為——對這些面向中產階級的獨立書店而言，賣俄語書成了一種非常「不酷」的商業自殺行為。
然而，去俄化轉型卻導致了一個悖論：在全國範圍內，它的確讓面對俄羅斯文化弱小、被壓制的烏克蘭文化有了更多發聲的空間，但在哈爾科夫和敖德薩這樣的城市，它卻讓在很大程度上仍在使用俄語的本地文化失去了發聲的機會。在這兩地的許多書店，一刀切地下架俄語書導致關於本地歷史、文化、文學的書也都消失殆盡。店員似乎也經常被問這個問題，在哈爾科夫本地出版巨頭Vivat的書店，店員歉意地表示：「很多人都問這個問題，但現在真的一本都沒有，我們自己也很慚愧。」而在敖德薩市中心的「字母書店」（Bukva），我還沒把問題說全，店員就惱怒地回了一個「沒有」，看來早已被問得有些不耐煩。
但普通民衆對俄語讀物的需求並不會在一夜間消失。離開基輔和敖德薩最中心的商業區，就能在更接地氣的圖書市場看到全然不同的景象。俄語書在這裏依然佔了市場份額的半壁江山。其中大多是烏克蘭本地作坊翻印的盜版。最時興的讀物——比如當代俄羅斯頭號禁書、蘇聯主題耽美小說《紅領巾之夏》——甚至有各種不同印刷質量的盜版版本供不同預算的顧客選擇。
許多書市攤主似乎積怨已久，哪怕稍稍疑惑一下怎麼還能賣俄語書，他們就會大發牢騷：「這是我們的文化遺產，難道就這麼扔垃圾桶裏嗎？」「烏克蘭獨立了三十年，俄語書從來都沒有問題，為什麼現在就有問題了？這是違反憲法的！」至於賣盜版書，那近乎成了種愛國行為：「不然難道要賣正版資敵？！」
對市中心那些只賣烏語書的獨立書店，書市攤主往往頗為不屑：「我可是正經大學畢業的，而去那種店裏喝咖啡的都是些小女孩。」當被問及有沒有愛國活動人士來抗議或舉報他們賣俄語書，一些攤主更是憤怒，表示自己的生意隨時會被毀於一旦。一位攤主將活動人士稱為「不讀書的中學生」，而另一位大叔更是輕蔑地稱之為「一群博主而已」。與此同時，在一些獨立書店店員眼裏，不學無術的則是哪些賣俄語書的攤主：「這些人那麼愛普希金，可他們連一行普希金都背不出，而我卻能完整地背誦。」
有些聰明的攤主給自己找到了護身符：「來我這兒買俄語書的一半是前線軍人，要不去抓他們？」事實上，當被問及是否有軍人來買書，幾乎所有攤主都給出了肯定的答案。敖德薩的一位攤主表示，定期會給一位士兵收集一大批俄語科幻小說，讓他去戰壕裏分發。「我們的小夥子說，每次炮轟『咔嚓普』（烏克蘭人對俄羅斯人的蔑稱）的間歇，他們就會讀上幾頁。」
在敖德薩的一家書店，售賣的飲料裏有一款「莫斯科佬的血」。店員歡快地表示，這是他們最受歡迎的飲品，許多顧客特地慕名而來，有位本地文人每次走進書店，就會高喊一聲 「給我喝莫斯科佬的血！」可同樣是在敖德薩，一位年長的知識女性痛心地對我說，她至今無法原諒2014年尊嚴革命時部分極端示威者呼喊的口號「莫斯科佬上絞架」——這與這座城市的寬容多元精神格格不入。
有時我感覺，烏克蘭的社會和文化界似乎分裂成了兩極。雖然兩邊都深受戰爭之苦，都認為自己愛國，都在積極幫助軍隊，但是對於諸如應該消費哪種語言的文化產品，應該如何對待過去的俄語文化遺產這樣的問題，雙方几乎勢如水火。政治覺醒的城市中產認為俄語文化本身就是俄羅斯侵略的幫兇，在未來的烏克蘭不應有其立足之地，而另一邊更多是在蘇聯時代接受教育的中老年人，他們認為文化和語言本身是無辜的，不應就這麼被清算、拋棄。而戰爭極化了人們的情緒，兩邊似乎都不願傾聽、理解對方的想法，只是單純覺得對方不讀書、沒文化、瞎胡鬧。
「感書店」裏鼓勵顧客買書寄送前線的海報（拍攝：糜緒洋）
四
走在敖德薩街頭，我有時懷疑自己是不是身處2024年的烏克蘭。街道的名稱還是那部俄羅斯文學史，路邊建築上密集地掛着曾在此居住的俄羅斯文化名人的紀念牌：康定斯基、布寧、帕烏斯托夫斯基等等。在市中心最繁華的商業街德里巴斯街邊，掛着一塊紀念俄羅斯化學家門捷列夫曾在此任教的紀念牌。一對曬得黝黑的度假客夫婦停下了腳步：
「瞧瞧，還有門捷列夫。」
「咱們的那個門捷列夫嗎？」
「咱們的。」
我受到的最大震撼來自城市地標建築歌劇院門口的廣場。許多站在那裏與劇院合影的烏克蘭遊客會突然吃驚地瞪大眼睛，然後手指前方，讓拍照者轉過身去看。原來，正對歌劇院立着兩面巨大的紀念牆，兩邊分別用唯恐人看不見的大字寫着「敖德薩州的蘇聯英雄」和「敖德薩州的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下面則是密密麻麻的英雄名單，以及各種蘇聯時代勳章、獎章浮雕。在許多其他城市，這樣的紀念碑在十年前的去共產化運動中就應該被拆除，也難怪置身此地的烏克蘭人會有種穿越到幾十年前的錯愕感。
我不由想起還在利沃夫的時候，一群在街邊遊蕩的青年拉着我喝酒，聽說我之後要去敖德薩，他們就直搖頭：敖德薩人都是一群「棉襖」（vatnik）。在烏克蘭，這個詞指普京政權的無腦支持者，類似於我們在中文裏說的「粉紅」。
原因不光是許多敖德薩人還在堅持說俄語。還因為正是在敖德薩，轟轟烈烈進行的去殖民化運動遇到了最大的阻力。
然而，無情的去殖民風暴還是刮到了敖德薩。2024年7月底，州政府宣布，敖德薩的85個地名將被更改。可在街頭和文化機構裏，多數市民對我訴說的是憤怒和痛苦：「為什麼要改巴別爾（Issak Babel）、伊裏夫和彼得羅夫（Ilf & Petrov），他們對烏克蘭做過什麼壞事，說過什麼壞話嗎？」「他們難道不知道巴別爾是被共產黨殺害的嗎？真是野蠻！野蠻！」「我的許多朋友說，就這樣吧，走在新的街道上吧，還能怎麼辦？可我問他們，你們是敖德薩人，這些名字對你們來說不珍貴嗎？你們在這些街道上長大，這些作家的書你們都讀過。你們能安心嗎？」「我們都是烏克蘭的愛國者，我們都痛恨侵略者，可為什麼要動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文化？」
敖德薩人珍視的這些作家，他們在敖德薩出生、長大，寫作關於敖德薩的故事，即使後來離開，也始終認同自己是敖德薩人。他們構成了一個俄羅斯文學中單獨的「敖德薩流派」，使這座城市一舉成為繼莫斯科和彼得堡之後的俄語文學的第三首都。他們確實是俄羅斯文學的一部分，但這也是「咱們的」俄羅斯文學。對於許多敖德薩人來說，這是他們一生的記憶，是他們自我認同的一部分。而對於敖德薩以外的人來說，塑造了敖德薩城市神話的也正是這些作家和他們的主人公：這是巴別爾筆下盜亦有道的猶太走私幫派悍匪，或者伊裏夫和彼得羅夫筆下那個走遍蘇聯，用敖德薩碼頭的伎倆把官僚、市儈玩得團團轉的騙術大師本德爾。
20世紀下半葉，本地文學有了各種更輕快的載體：揹着吉他遊走街頭的吟遊歌手，在舞台表演自創段子的相聲演員，當然還有一種更短小精悍、影響深遠的形式：笑話。蘇聯政治笑話最常見的主人公拉賓諾維奇通常就被認為是一個敖德薩猶太人。他總是用一句四兩撥千斤的俏皮話把當權者氣得說不出話來，卻又能做到全身而退。
拉賓諾維奇看着標語——「列寧去世了，但他的事業長存！」
「那他最好還是活着。」
拉賓諾維奇每天早上去報攤，拿起《真理報》，看了看第一頁，然後把報紙退了回去。幾天後，售貨員問他在找什麼。
「訃告。」
「訃告在最後一頁。」
「我期待的訃告在第一頁。」
把所有這些文學和笑話的主人公綜合一下，差不多就能得到外界眼中敖德薩人的一張標準像：狡猾精明，可以與任何政權合作，但不把任何當權者看在眼裏。比起死磕硬抗，他們更喜歡一種更靈巧的抵抗武器——幽默。幽默既可以用來抵抗蘇聯政權和俄羅斯侵略者，也可以消解敖德薩人在去殖民化浪潮中看到的荒謬。
主變聖容街上有一塊未來主義詩人、畫家布爾柳克（David Burliuk）的紀念牌，上面用俄語寫着不合時宜的「俄羅斯未來主義之父曾居住於此」。於是有好事的路人用筆劃掉了「俄羅斯」，並把「父」從俄語改成了烏語，在一個俄語母語者讀起來，現在的題字頗有種「未來主義老爹」的風味。
而在爭議的最中心——濱海林蔭道盡頭的普希金紀念碑旁，我隨機問了一些路人，是否贊成當局拆除雕像和更改路名的決定，得到了不少頗為敖德薩式的回答。
一位在長椅上劃短視頻的環衛工先是抱怨了一大通政府不務正業，錢應該用在前線士兵身上，而不是浪費在這裏。隨後她突然靈機一動：「話說回來，普希金畢竟是黑奴的後代，他又不是俄羅斯人，為什麼我們要抵制他？」
兩個在雕像後玩滑板的少年一聽到我的問題，立刻開始了雙口相聲表演：「這雕像多漂亮啊，我看不應該拆。」「我們剛在學校裏學完他的作品，現在又說他是侵略者，那我們全都白學了？」「大家來敖德薩旅遊，就是來看我們的文化。現在被他們全拆光了，還會有人來嗎？」「街道改名是純粹的白癡行徑。他們實在找不到新的路名，就開始用量子街、單簧管街命名。」「還有蘋果街、葡萄街……半座敖德薩城變成了果汁！」
就連政客們也開始加入爭吵。敖德薩的民選市長和中央指派的州長之間就地名問題展開隔空罵戰。市長認為，這些作家所代表的多元文化歷史遺產是「敖德薩的DNA」，決定了城市的「身份認同與使命」，拋棄這些遺產，就等於把城市「清零」。州長則反脣相譏，認為這場運動是一個「擺脫帝國敘事」的「歷史性機會」，敖德薩屬於年輕的當代藝術家和作家，市長及其支持者何不滾去莫斯科的街道上散步。
總的來說，與我交談的民衆普遍都支持市長。林蔭道上的一位女士表示，市長「為了保衛我們的街道，被他們整得好慘」。還有一座博物館的員工私下透露，州長有一個十人委員會，其中有幾個人為他制定了一份要整肅的文化機構名單。「這些人對敖德薩的歷史一無所知，也完全不想知道。」
儘管如此，最終的獲勝者看來仍是州長。街道改名的法案已被通過，2024年9月，州長明確表示，普希金雕像一定得拆。
敖德薩文學博物館雕塑花園裏的拉賓諾維奇像，他打包了行李，正盼着上帝賜他一個「潤」出蘇聯的機會（拍攝：糜緒洋）
五
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後，烏克蘭各地開始拆除俄羅斯文化名人雕像，以示與帝國的文化遺產和殖民政策告別。拆得最多的就是普希金像，因而這場運動被稱為「普希金倒」。
敖德薩有兩座普希金雕像，濱海林蔭道上的那座由市民集資建於19世紀末，還有一座則位於普希金博物館大門口，於1999年詩人誕辰200週年之際揭幕。
我來到博物館現場，發現詩人的雕像和外牆上的紀念牌都被用OSB木板包了起來，板上則被人噴了各種塗鴉，恍惚中有種回到了哈爾科夫的錯覺。外牆上還能看到一處過去掛牌匾的痕跡，想必這裏原是博物館的名牌，現在也被卸下雪藏了。
要不是門洞脫落的牆皮旁隱隱約約殘留着「博物館」字樣和一個箭頭，訪客幾乎無法找到這座幾乎處於半地下狀態運營的博物館。飄忽的開館時間更是增加了探訪的難度。儘管谷歌地圖顯示博物館每天營業到晚上8點，官網稱工作到5點，但事實上如果下午3點沒有訪客，博物館就會早早打烊。在戰時財政撥款嚴重不足的敖德薩博物館系統，這似乎是相當常見的做法，不僅可以節省暑期的電費，也能讓一些員工外出做兼職餬口。
我在第四次嘗試時才得以進入參觀博物館。館長阿拉·尼爾沙（Alla Nirsha）親自為我講解。她六十來歲，戴着眼鏡，神似我從前見到的許多蘇聯知識女性——她們瘦瘦小小，看似不聲不響，可一旦談及自己珍視的東西，就會爆發出無盡的能量和激情。
博物館為省電沒有開空調，而為防止展品被陽光曬壞，窗玻璃上貼了遮光紙，窗戶也都開得很小。儘管當天溫度並不算高，但展廳裏悶熱異常，二十分鐘後我就覺得自己快要中暑，完全無法想象一個月前敖德薩每天將近40度時身處其中的體驗。但只要一說起心愛的普希金，尼爾沙就完全忘記了環境的惡劣，甚至當員工拿來一台電扇，想為我們降溫，她也一口回絕：「不必，親愛的，這會讓我分心。」
由於寫作諷刺沙皇政權的詩作，普希金在1820年被貶去帝國的南方工作，期間他在敖德薩住了十三個月。這段經歷通常被描述為「流放」，但許多敖德薩人都會說出無數條理由反駁這個說法。尼爾沙也羅列了一大堆：來到敖德薩後，普希金自稱「來到了歐洲」，他在這裏掛了個閒職，從不上班，天天聽歌劇、看芭蕾、吃牡蠣、去海邊游泳、賭牌、追求有夫之婦，當然，還創作了兩首長詩、兩章半《奧涅金》和十幾首抒情詩。「您聽說過這麼輕鬆的流放嗎？」
1824年，由於得罪了本地總督，普希金被從這裏趕回俄羅斯的老家莊園，從此再也沒有回過敖德薩。但在離開後幾年，他在自己最重要的作品《葉夫根尼·奧涅金》中，用141行詩寫下了自己對敖德薩的回憶，這也是整個19世紀書寫這座自由港的最華麗詩章。
尼爾沙幾乎能背誦所有普希金在敖德薩寫下的和關於敖德薩的詩篇。在她看來，這節詩裏體現了敖德薩最重要的城市精神：多元與包容，而普希金的魅力也正在於他能理解幷包容一切。可讓她痛心的是，如今這種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喪失了。
圍繞每一件最微小的展品，她都能發散出十分鐘的故事，詩人某首作品複雜的創作歷程，他與各位友人、繆斯的愛恨情仇，他去過的某座敖德薩建築的歷史沿革，敖德薩建城諸公的無私為民，如何根據矛盾的證據判定普希金當初究竟住哪間房，房間裏的洗手檯如何從總督書房流入一位普希金學家手裏，最後又通過他的侄女進入了這座博物館。每個故事都能透露出她對普希金、對博物館，以及對那個舊時代的真摯感情。
參觀完常設展，她又帶我看了博物館在戰前辦的最後一個特展。這個關於全世界普希金雕像的展覽如今顯得格外不祥。每講完一尊在烏克蘭的普希金雕像，她都懷着一種無奈、死心的冷靜輕輕加上一句：「現在已經拆了。」
我們於是聊到了博物館門口雕像的命運。原來，為它們罩上OSB板並不是為了防止被轟炸波及，用她的話說，這是為了「防野蠻人」。我檢索了一下新聞，看看這尊雕像遭受過多少破壞。有一次上面被寫滿了烏克蘭語的「打倒」，有時被塗上Z字——俄羅斯侵略的象徵，還有一次被畫了納粹十字。
「你能想象普希金和納粹有關係嗎？我真的不明白。」尼爾沙非常憤慨。不過，每次雕像被破壞，她和博物館的員工都會將其擦洗乾淨：「他們是不會得逞的。」
尼爾沙畢業於敖德薩大學法語系，畢業後學校建議她保研入黨，但被她拒絕。她很驕傲自己成長在一個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家庭，家裏沒出過一個黨員。她進入博物館系統工作，先是在其他兩家機構幹了十五年，然後調入文學博物館系統，迄今已逾三十年。還在蘇聯時代，博物館員的工資就已很低，需要下班縫紉或兼職當導遊餬口，但是她不後悔，因為從小她就被教育「錢不能帶來幸福，工作的意義比收入更重要」。
1994年來到普希金博物館後，她與博物館團隊歷時五年，一起策劃了沿用至今的新展，剝除了蘇聯時代強加給詩人的意識形態框架。她認為，普希金首先是一個天才詩人，而非自由鬥士。可想而知，當我詢問她是否同意如今輿論熱議的普希金的「帝國性」，她連說了三個「不是」，認為這都是給詩人貼的標簽。「我的講解裏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嗎？孩子參觀了博物館會學壞嗎？這難道不是一個讓人了解歷史的機會嗎？我真的不明白。」
當我提到「烏克蘭愛國主義陣營對普希金的不滿」，她說了自己對愛國主義概念的理解：愛國主義不取決於一個人對某個國家的看法，而是取決於他站在善還是惡那邊；愛國主義不是喊口號，而是行動。她說，在戰爭爆發後，有法國朋友為她提供了一棟房子，邀請她和家人一起搬去創作，但是她拒絕了：「如果我命裏註定要死去，那我選擇死在敖德薩，因為這是我的家。」和許多敖德薩人一樣，當提到「愛國」時，尼爾沙首先想到的是這座城市：「我愛敖德薩，愛我們的文化，我永遠不會背叛它。這就是我選擇的生活方式。」
可能也正是歸功於尼爾沙的堅守，敖德薩的普希金博物館才得以繼續存在。在大戰前，基輔也曾有過一家普希金博物館。開戰後其館長離開烏克蘭，前往歐洲。此後博物館就被關閉，並在兩度改名後重開，如今其展陳已和普希金乃至文學沒有任何關係。
尼爾沙覺得，普希金和荷馬一樣，超越時代，屬於永恆。那些拆他紀念碑的人都會消失，而普希金會永遠留存，直到人類滅亡。「哎，雖然我們正越來越接近這一點。」也許是因為虔信宗教，她對自己使命的認知中總是包含了一些悲壯的啓示錄色彩。「今天我還存在，但明天或許就不在了，」她說自己早就該退休了，但為了不辜負普希金，她決定捍衛博物館，把永恆傳遞給下一代，「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多久，我寧願為此犧牲自己，也絕不會背叛自己，不會背叛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
尼爾沙的這種堅韌讓我回想起許多隻有在歷史書上才能讀到的誓死捍衛理想的烏克蘭、俄羅斯知識分子故事。而不同於哈爾科夫文學博物館，敖德薩的普希金博物館也沿襲了一種更傳統的布展理念。它在專業性上無懈可擊，如果你熱愛普希金，那麼在這裏參觀會帶來非常多收穫。然而，當時代發生劇變，普希金在一夜間變得不合時宜，博物館卻沒能做出回應。是的，這位200年前的詩人的確是天才，或許他也的確屬於永恆，然而當俄羅斯的導彈在敖德薩炸燬了他曾光顧的大教堂，當他曾讚美的黑海上飄滿了俄羅斯的水雷，烏克蘭人想要知道，他的才華與我們今天所受的苦難有什麼關係？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回答，這座博物館的前路就會依然艱難。
在提起博物館受到的外界壓力時，尼爾沙常會嘆息一聲「不明白」。這句「不明白」我在敖德薩時常聽人說起。在文學博物館，也就是普希金博物館的母館，一半窗戶都被俄羅斯轟炸海港帶來的衝擊破震碎，而博物館的館藏幾乎全都被封存。有人說這是考慮到安全，也有員工悄悄告訴我，這是因為這些展品介紹的是俄語作家，現在該怎麼處理它們，「大家都不明白」。
文學博物館有一座附屬的雕塑花園，裏面全都是敖德薩文學的創作者和作品主人公的銅像，拉賓諾維奇像就是其中之一。每年4月1日，博物館都會往公園裏新增一座雕像，但是大戰爆發後，大家都不知該如何是好。
如今在花園內，雕像下的講解牌都被撤走，因為「生怕有什麼寫得不對的地方」。最費解的是，公園大門外的介紹牌上原本寫着，公園內陳列「文學和笑話的主人公」，而現在「笑話」一詞被用膠布貼了起來。我問一位館員，這是怎麼回事，她無奈地嘆了口氣：「真的不明白這個時代，現在既然連普希金都不允許了，我們也不知道還有什麼是可以的。生活太苦了，也許笑話也會得罪人，所以乾脆先貼起來吧。」
敖德薩的這些老派知識分子讓我想起契訶夫的名劇《櫻桃園》。櫻桃園象徵着某種舊時代的美好事物，抑或是對最珍貴往昔的回憶。但是當時代發生劇變，新一代人已不再需要它。全劇主人公拉涅夫斯卡婭是一個行事高尚的舊貴族，但時代的劇變超出了她理解的範圍，她始終無法正視現實，「不明白」是她常掛在嘴上的台詞。最終，她錯過了一切拯救櫻桃園的機會，而曾經的農奴洛帕欣買下櫻桃園，當着她的面開始砍伐。
這座「櫻桃園」的現實原型就位於敖德薩的一座街心花園。2013年，本地知識界在原址立起了一塊紀念牌：「20世紀初，此地曾是奧·瓦西里耶娃的莊園，出售該莊園的事件構成了契訶夫劇本《櫻桃園》的基礎。」
當我來到這座花園，發現它正在施工，紀念牌也已被拔走，取而代之的是圍住工地的鐵皮牆，上面噴繪瞭如今敖德薩最受歡迎的街頭藝術——「LBWS烏克蘭愛國貓」。
普希金故居大門外的詩人雕像（拍攝：糜緒洋）
六
在敖德薩，我常去濱海林蔭道閒逛。這是市民最愛散步、約會的地方，就連市長也會每天帶着隨從來這裏巡視，聽取民衆的意見。林蔭道的盡頭就是城裏最著名的那座普希金像。在新聞裏也時不時能讀到它遭破壞的消息：有時被潑漆，有時頭上被套上個塑料袋。不過我在敖德薩的那幾天，沒有什麼大事發生，雕像看起來一切正常。
在普希金像對面的長椅上，坐着一位大叔。他看上去六十多歲，光光的下巴後面留着理查德·瓦格納式的喉須，帶着的兩個舊包裏看起來裝了很多沒用的東西。總的來說，他給人的感覺介於不修邊幅和流浪漢之間。
我湊上前問他：「大叔，您怎麼看關於拆除普希金雕像的爭論？」
他看了看我，把目光轉向普希金，抿了一口保溫杯裏的紅茶，不緊不慢地吟誦起來：
不想取悅傲慢的世界，
只熱愛友情的關懷，
我願自己能向你獻上
更為無愧於你的擔保……
我的天，他這是在從頭背誦《葉夫根尼·奧涅金》。
背完了好幾節詩後，他注意到一旁的我有點侷促，便示意讓我坐下，然後又慢慢喝了口茶，說道：「不存在任何爭論。有的人有知識，有的人愚昧無知。有知識的人對美國、法國、俄羅斯、烏克蘭、中國、印度文化態度都一視同仁，因為這都是文化。」
隨後，就像別的許多敖德薩人一樣，他也開始和我強調普希金愛敖德薩，說他被流放至此，這是蘇聯的謊言。他在敖德薩寫了那麼多作品，包括剛才他背的這些。「如果他在這裏心情不好，能寫出這樣的詩嗎？」
他又向我講述雕像作者的身份——這是一位女士，名字和拿破崙的妻子一樣。「現在，別查手機，回答我，拿破崙的妻子叫什麼？」
半分鐘後，我在第二次嘗試時猜對了：約瑟芬。
他指了指幾個在林蔭道上賣唱的年輕人：「你已經比這些人高出不少了，他們永遠都說不出來。」
他又喝了口茶，慢慢講起了雕塑家約瑟芬娜·波隆斯卡婭的傳奇經歷，她是俄羅斯第一位女性雕塑家，這座雕像獲得過金獎，「在俄羅斯帝國，你找不到第二座這樣的雕像」，而她的丈夫又是多麼優秀的敖德薩詩人，最後自然不忘全文背誦一首他的詩。
他帶我走到雕像背後，讓我注意「只有真敖德薩人才會知道的細節」——普希金的腰上刻着雕塑家的名字。
隨後他開始介紹雕像背後的市議會大樓，關於它的自鳴鐘，關於大樓的玻璃屋頂，帶我站到一個能看見這玻璃屋頂的特殊角度。如果不是我打斷，他也許會把市中心的每一個地標都介紹一遍。
所有這些信息，據他所說，都是從書上讀到的，「網上找不到」。我好奇地問他是不是敖德薩大學的文學教授？他喝了口茶，淡定地說：「我就是一個普通敖德薩人。敖德薩人和外地人的區別在於，敖德薩人讀書。」
我問他該如何稱呼，他掏出一張皺巴巴的有名無姓的手寫名片。但「因為我所從事的工作性質」，他要我連這個名字都不要透露，而是稱呼他「武伊科」——這個詞在西烏克蘭語中是「舅舅」的意思。
第二天傍晚，我聽完歌劇後，在朗熱隆街上又迎面撞上了武伊科。「向後轉，跟我走，昨天我說完後，你肯定有很多疑問。我有十分鐘時間為你答疑。」
我們又一次坐在了林蔭道的長椅上。他的穿着和昨天完全一樣，只是沒拿保溫杯，頭上戴了頂鴨舌帽，上面的字已經脫落了一半，但隱約能看出寫着十年前尊嚴革命時的口號。
我問武伊科，革命時他在幹什麼。他站起來看了看四周，讓我繼續跟他走。「這種事情不能在這裏談，有人竊聽，」他指了指懸鈴木和馬栗樹上的小燈盒，「他們說這是用來照明的。你信嗎？」
我們走進路邊的一幢老樓，這是希德洛夫斯基公爵衰敗的府邸，走道的地上還鋪着原裝的大理石。外面是週六喧譁的人群，門口的廣播大聲循環，招攬顧客來看樓裏的「毒蛇展覽」。時不時有攜家帶口的遊客走進來參觀。我們坐在黑暗走道的潔白大理石上，武伊科湊着我的耳朵低語。他說：「之所以要在這裏說，是因為整起事件我參與的程度不一般。」
武伊科激動地回憶起2014年尊嚴革命的場景。他說那天他如何穿過敖德薩的大小庭院，閃避樓頂狙擊手的暗槍，然後在革命現場認出了好幾個僞裝成示威者和警察的俄羅斯特工。故事裏穿插着大量敖德薩地名和政客人名，我聽得暈暈乎乎，只記得最後他大無畏地衝進人群，朝他們的臉上就是一拳，摘下他們的面罩，撕下他們的肩章。據說，第二天臉書上都在傳一個視頻，有個大叔一手夾着公文包，一手痛揍俄羅斯特工。「那些天，警察在路上看到我，會把制帽的帽檐悄悄往下拉。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我是敖德薩第一個揍黑警的。」
後來我試圖核實武伊科講的各種故事，但都沒能取得實質性突破。武伊科講述的許多革命時的細節都與實際情況吻合，但我看了十幾個敖德薩的現場視頻，就是沒能在畫面裏找到一個夾着公文包痛打黑警的神秘大叔。
也許這根本不重要。講述這些故事時，武伊科的語氣總是如此平和、連貫、自然。我想，就算這些故事都是他虛構的，那他也已經把它們內化進了自己的意識，活進了自己的記憶。
天色已晚，賣唱的年輕人在不遠處表演一首愛國歌曲，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動靜越來越大。武伊科瞥了他們一眼，不屑地說道：「這幾個站在那裏唱歌的人，就比那些圍在外面歡呼的早來兩週，現在他們告訴新來的，說自己是敖德薩愛國者，所以應該給他們扔20格里夫納。」
我鼓起勇氣，問了一個始終讓我困惑的問題：「在利沃夫時，有人對我說，敖德薩人都是『棉襖』。如果有人說您是『棉襖』，您會怎麼回答？」
武伊科又開始了他的故事。
濱海林蔭道盡頭的普希金像與市議會（拍攝：糜緒洋）
七
2022年2月24日，戰爭開始了，我在濱海林蔭道上。他們在這裏布置迫擊炮和機槍。我問：「夥計們，發生什麼了？是演習嗎？」他們說：「不是，戰爭開始了，俄羅斯打進來了。」我走到歌劇院旁，看見他們在那裏停了坦克。起初我以為這隻會持續一兩天，後來我意識到，這確實是戰爭。
2月27日，我拿上揹包，帶了些乾糧，去徵兵辦公室，因為我是退役軍官。走着走着，幾個人攔住我，問我要去哪兒。我解釋之後，他們說：「跟我們來吧。」我看看他們的樣子，問：「各種部隊我都見過，可你們這算是什麼果泥？」（「果泥」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他們說：「我們都是志願軍，敖德薩領土衛隊。跟我們來就是了。」
我去了他們的營地，鐵絲網圍着的幾層樓高的建築。營地裏有三百人，穿着迷彩服的志願軍，已經準備去前線了。我走向指揮官，自我介紹。他沒多問，就告訴我去列隊。他問我需要什麼，我說：「給我一把工兵鏟。」到了中午，我手下已經有三十個人，我開始教他們如何在戰壕中用工兵鏟。於是我就成了徒手格鬥教官。我一共訓練了十三個小組，後來還繼續訓練軍隊和報名參戰的民衆。每天我從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12點。一年零兩個月裏，我只休了四天假。除了那幾天，我每天都在水泥地上，與刺刀、槍、鏟子為伴，教他們如何戰鬥。
有一次，我給志願兵上課，他們都是敖德薩人。課程非常簡單：如果你在房間裏，一顆手榴彈掉在你面前，你該怎麼做？我準備了兩顆訓練用手榴彈，向他們演示。一個志願兵看到手榴彈後直接撲了上去，我對他說：「你是個好戰士，很勇敢，但你現在已經掛了。不需要做這種事。我們的目標是活下來，不是成為英雄。如果手榴彈落在你面前，應該迅速轉身，做一個翻滾，保護好頭部，這樣爆炸結束後，你還能活着。」
我在樓上訓練，志願者給大家送來了紅菜湯。我和這些姑娘打過招呼後，走出房間。門半掩着，我趁機扔了兩顆訓練手榴彈進去。手榴彈「砰砰」爆炸了。姑娘們很驚恐：「發生了什麼？」我說：「一切正常。」進去後，我看到一個人把桌子翻倒了，躲在桌子後面，另一個人把長凳翻倒了，躲在長凳後面。那裏有個假人，是用棉花做的，有頭、手和腳，有個兵就躲在假人後面。我說：「夥計們，通過。」
我教他們的原則是，沒必要留俘虜。那些帶着武器來的人，不值得留情。俄羅斯人又沒有帶餐券來，他們只想殺死你，強姦你的妻子和女兒。他們說我們是兄弟，我們怎麼會是兄弟呢？抓到這樣的人，有什麼好說的，用他們的屍體肥沃烏克蘭的土地。
在戰爭開始那幾個月，敖德薩為軍隊組織了六個志願營。一個營大概有七八百人。六個營分別去保衛基輔、蘇梅、頓涅茨克、卡霍夫卡、赫爾松和尼古拉耶夫。蘇梅的感謝信寄到了我的基地，表揚我們訓練有素、戰鬥力強。你知道戰鬥的慘烈程度嗎？七百個人去了尼古拉耶夫，回來時只剩三百人。這些事沒有人會告訴你。
後來，我訓練的一個小組的指揮官受傷住進了醫院。弟兄們告訴我這個消息。我走進病房，他沒有認出我，因為我一直戴面罩教學。我看了他一會兒，他也看着我。他的腿傷得很重，他說自己從此就是殘廢了。作為上級軍官和長者，我告訴他：「別讓我再聽到你說這種話。你只是暫時行動不便。你有一個簡單的任務：一年半後，重新拿到駕照。」一年半後，他重返前線，繼續戰鬥。他的部隊三次在巴赫穆特駐紮，有半年的時間，他們參與了偵查任務，全員倖存。我教他們的不是學校裏的那種死板戰術，而是告訴他們：「你們的任務很簡單，完成任務並活着回來。」
我教的那些小夥子裏，有一個在哈爾科夫附近用「標槍」摧毀了十輛坦克，還有一個叫安德里的傢伙炸掉了七輛坦克。至於我呢，我有三枚「勳章」。那是我曾訓練過的士兵送給我的三個頭套。安德里要走的時候，對我說：「老頭，我把我的頭套送給你。」政府給誰發獎是政府的事，可這些頭套對我來說，比任何官方表彰都更有意義。
你想知道敖德薩人是如何面對戰爭的？就是這樣。能上戰場的去戰鬥，不能上戰場的留在後方。有人為前線買裝備，有人訓練士兵，有人逃去國外，有人躲在家裏以免被徵召，也有人在等俄羅斯人到來。沒什麼大不了的。不必強求人人都愛烏克蘭。每個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但生活還在繼續。
所以，我回答你的問題了嗎？
敖德薩謝甫琴科公園內的裝置藝術：「烏克蘭就是我們」（拍攝：糜緒洋）
下篇：歷史在基輔洶洶降臨
一
對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來說，基輔都是其文明的搖籃。還記得俄語系一年級課本上就教過一句格言：「基輔是俄羅斯諸城之母」。可如今，除非你想在最短時間內惹怒一個基輔人，不然在這座烏克蘭的都城，千萬不要對人說這句話。
從1917年二月革命沙皇退位，到1920年紅軍最終獲勝，根據不同的統計口徑，在基輔共發生了十二，十四或十八次政權更迭。俄國人、烏克蘭人、德國人、波蘭人，紅軍、白軍、烏克蘭人民軍，親歷其中十次政變的基輔作家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曾調侃說：「沒佔領過基輔的只有希臘人。」
革命、戰爭、饑荒、劫匪、反猶騷亂在城裏肆虐，但市中心安德烈斜坡13號的小屋就像是驚濤駭浪中的方舟，庇護着布爾加科夫一家。1919年8月，布爾加科夫離開基輔，1921年搬去莫斯科。幾年後，他把在基輔發生的這段歷史和這座小屋寫進了長篇小說《白衛軍》，而主人公就是以他自己家族為原型的圖爾賓一家。
無論基輔城裏發生了多麼駭人聽聞的事，「奶油色窗簾」都將其與這座「暖和、舒適」的小屋，「帶紅色天鵝絨的舊傢俱」和「世界上最好的書櫥」隔開。舊帝國的軍官們在這裏彈鋼琴、唱歌劇，在瓷磚爐子上題字畫畫。但這座舊時代知識分子最後的避風港最終仍要被新時代的風暴吞噬。有人選擇逃跑，有人選擇光榮地戰鬥到最後，有人選擇投敵。主人公和他們的那個熟悉而美好的舊世界永遠消失在時代的熔爐中。
布爾加科夫在小說中復刻了基輔的種種地理細節，但迴避了它的名字，始終用大寫的「城」來稱呼它，從而不僅把基輔本身升格為一座像耶路撒冷、羅馬、君士坦丁堡那樣的永恆之城，也把這個在具體時代、具體地點發生的故事變成了一個講述新舊世界對抗的普世神話。
小說當時沒能在蘇聯完整出版，1925年，作家將其改編成劇本《圖爾賓一家的日子》。雖然也強調了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是歷史註定，但當時這部劇最讓人震驚的是其中對白軍軍官的正面刻畫。受到評論界猛批的作家有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伯樂——斯大林。《圖爾賓一家的日子》成了領袖最愛看的話劇之一。根據一個很不可靠，但坊間始終樂於傳播的神話，這部劇他一共去莫斯科藝術劇院看了十五次。
1989年，布爾加科夫文學紀念博物館在安德烈斜坡13號創立。展覽圍繞着布爾加科夫與圖爾賓兩個家庭在這裏的生活展開，並通過燈光和展品的色調變化，在這個不大的空間中同時呈現了現實與文學的雙重世界。與文學世界有關的物件都呈乳白色的，而彩色的物件則屬於真實世界。一位著名布爾加科夫研究者曾將其稱為「全歐洲最好的文學博物館」。
然而，對於那些民族自尊心強烈的烏克蘭人而言，布爾加科夫和他的這部小說卻一直有令人不快的另一面。布爾加科夫是基輔俄羅斯知識階層的一員，在世界觀上也更傾向君主制和舊秩序，一切革命對他而言都可謂格格不入，無論是布爾什維克發起的階級革命，還是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領導烏克蘭農民進行的民族革命。此外，他對烏克蘭語言和文化也抱持一種懷疑態度。這一切都在《白衛軍》和他的一些其他作品中得到鮮明體現，乃至放大。
一百年後，烏克蘭社會對這段歷史的認知也發生了轉變。這三年裏發生的事不再只是政變和內戰，而是「第一次解放鬥爭」。布爾加科夫筆下的大反派彼得留拉不再是內戰舞台上的一個普通玩家，而是烏克蘭民族英雄。《白衛軍》逐漸變成了一本政治不正確的小說。
不過，在全面戰爭爆發前，基輔人對這位聞名世界的大師仍持一種「瑕不掩瑜」的寬容態度，博物館也依舊被視為城市的驕傲，少數幾個積極發聲要求關閉它的知識分子則屬於輿論場中非常邊緣的激進分子。可是，當俄羅斯的導彈落在基輔，基輔郊外布查的平民慘遭屠殺，曾經的驕傲在一夜間變成恥辱。安德烈耶夫斜坡13號的小屋不再是一座避風港，反而成了這場文化戰爭的風暴中心。
布爾加科夫醫生和《白衛軍》主人公圖爾賓醫生的診室（拍攝：糜緒洋）
二
安德烈斜坡有「基輔蒙馬特」的美譽，戰前曾是遊客雲集的藝術家一條街。如今這裏冷冷清清，難得有幾個國內遊客和外國記者經過。一些不死心的商家依然擺出了紀念品攤，想要碰碰運氣。在斜坡中段，一個穿着破爛迷彩服、眼睛蒙上膠帶的假人被「吊死」在一扇鐵門上，身上掛着兩塊牌子：「俄羅斯佔領者」、「免費戰利品展」。
離假人不遠處，一隻青銅肥貓翹着二郎腿，揣着煤油爐坐在臨街露台上，煤油爐上寫着「燒吧，莫斯科」。這尊2024年新裝上的雕塑，是在致敬布爾加科夫的名著《大師與瑪格麗特》——在小說的結尾，正是這隻撒旦的隨從貓，把整個莫斯科鬧了個天翻地覆。
從青銅貓的位置再往上走四十步，就來到了布爾加科夫文學紀念博物館。這裏曾是基輔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可如今博物館的外觀卻有些古怪。
門口的布爾加科夫青銅坐像被堆成金字塔形的沙袋埋了起來。在大戰剛爆發時，為了防止轟炸損傷，基輔的雕像都被採取了類似保護措施，但隨着烏克蘭防空實力加強，基輔市中心被轟炸的頻率大大降低，這些雕像大多已重見天日，但布爾加科夫卻依然深藏不露。
博物館的外牆一半是黃色，另一半則是突兀的褐色，有些地方能看到些許紅色油漆的殘跡。在正門的左上方，懸掛着一塊布爾加科夫青銅紀念牌。
2023年5月，這塊紀念牌被送去重新加工，牌匾上的俄語替換成了烏語，對布爾加科夫的描述從「著名俄蘇作家」變成了「傑出的基輔人、醫生、作家」。不過，此事經媒體報道後，似乎反而給不懷好意者提供了靈感。
兩週後，博物館遭到了第一次破壞，有人朝這塊紀念碑潑了紅油漆。館方決定保留紀念牌被潑漆後的效果，把它作為一件戰爭時期的展品和歷史的留存，並想借此向烏克蘭社會傳達一個信息：「歷史應該被研究，而非單純拋棄。」
但是2024年6月，又有人趁着夜色把牌子刷回了青銅色。儘管這可能是善意之舉，但在博物館看來，這仍是種自說自話的破壞行徑。
一個月後，一群青年男子在凌晨再次用紅色油漆大面積塗污了博物館的正立面。博物館的社交賬號以難得的憤怒口吻譴責破壞者無視法律、拒絕對話，選擇了「暴力與毀壞的語言，恰如俄羅斯帝國如今在烏克蘭的所作所為」。
諷刺的是，這些紅漆還殃及了同樣掛在建築正立面上的另一塊紀念牌，那是一位也曾在此居住的烏克蘭作曲家。此前，曾一度有活動人士要求將布爾加科夫博物館關閉，改建成這位「真正烏克蘭愛國者」的博物館。博物館只能臨時用手頭有的褐色顏料湊合着將紅漆蓋起來，於是就出現了一種突兀的雙色外立面。
反對博物館如今成了主流聲音。越來越多的知識界人士轉而批判布爾加科夫，反對博物館繼續存在。但許多類似言論都缺乏嚴肅的分析，只有純粹的情緒和立場展示。最積極發聲要求關閉博物館的，是烏克蘭文學研究者薇拉·阿赫耶娃（Vira Aheieva），她在訪談中驕傲地承認：「我從未去過布爾加科夫博物館，反正不需要。」
2024年4月，烏克蘭負責轉型正義的官方機構「國族記憶研究所」發布了一份為布爾加科夫定性的報告。這份報告可以說是此類文本中的佼佼者，其中給出的許多例證和文本分析都讓人懷疑，撰寫者要麼根本沒讀過布爾加科夫的原著，要麼就是在故意歪曲文本。報告的文風則讓人不由聯想到蘇聯時代御用文人們對布爾加科夫展開大批判時所使用的修辭：
布爾加科夫是一個世界觀上的帝國主義者，一個狂熱的仇烏分子。[…]他鄙視烏克蘭人和他們的文化，憎恨烏克蘭人對獨立的渴望，對烏克蘭國及其領導人持消極態度。在當時所有的俄羅斯作家中，他最接近當今普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克里姆林宮為種族滅絕烏克蘭正名的說辭。[…]他贊成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擴張。[…]在公共場所為紀念他而豎立的紀念碑和紀念標誌都是在宣傳俄羅斯帝國政策。
布爾加科夫博物館門口的作家坐像（拍攝：糜緒洋）
三
布爾加科夫博物館館長柳德米拉·古比阿努里（Liudmila Gubianuri）畢業於愛沙尼亞的俄羅斯文學研究重鎮塔爾圖大學，而她外表和姓氏中的格魯吉亞特徵又講述了她豐富的家族背景。畢業後她回到家鄉基輔，隨後便開始在布爾加科夫博物館工作，迄今也已有三十年。
如今，每當有官方機構或知識界名人發布類似批評博物館的文本，她都會在官網上認真地逐條反駁，有時還會辛辣地諷刺某些藉此進行政治投機的人士。而在阿赫耶娃眼裏，這成了她「狂熱捍衛親俄立場」的罪證。
作為烏克蘭愛國者，古比阿努里感到憤怒。她成功讓媒體刪除了報道中對自己的不實指控，但沒能達成另一項訴求：讓阿赫耶娃道歉。「她顯然不是那種會道歉的人。」館長說。
另一方面，媒體依然更願意放大博物館反對者的聲音，而對為博物館辯護的言論則態度冷淡。於是民衆突然發現，過去他們引以為傲的布爾加科夫家竟然是個「狂熱的仇烏分子」，而他的博物館就一直堂而皇之地開在基輔市中心。
古比阿努里承認，同時生活在戰爭威脅和輿論壓力的腹背夾擊之下，包括她在內的博物館的員工都感到疲憊不堪。但這位館長並不責怪民衆。她用「新皈依狂熱」來解釋他們的憤怒：戰爭開始後，很多人第一次開始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當他們決定自己是烏克蘭人後，就想要儘可能拋棄與俄羅斯有關的東西，儘快實現這種認同。
她說：「人會犯錯，這很正常。情緒很強烈，但都會過去。最終人們還是會明白，歷史的任何部分都是無法拋棄的。」
但布爾加科夫博物館並不只是消極防禦。恢復開放後不久，博物館決定撤下過去的那個「歐洲最好的」展覽，取而代之以一個叫「歷史突然洶洶降臨」的臨時展。在此前的展覽中，時代只是背景，布爾加科夫和《白衛軍》則處在前景。如今背景與前景發生了對換：每個展廳的講解雖然依舊與布爾加科夫和他的文學人物有關，但更多則是在介紹那個時代的烏克蘭英傑。例如，在布爾加科夫家女眷的房間，對居住在其中的作家三個妹妹的介紹迅速過渡到20世紀初幾位烏克蘭女性知識分子和女權主義者的故事，又通過作家對女權主義運動的不解，折射出當時男性和女性世界發生的衝突。根據博物館網站上的介紹，展覽的最終目的是分析、研究「第一次解放鬥爭」為什麼沒能成功，並鼓勵如今的烏克蘭人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
在視覺上，新展部分沿襲了舊常設展的設計思路，基於色調變化並置作家世界與文學世界，但如今闖入那個乳白色文學世界的已是更直接的迷彩色——來自眼下這場戰爭前線的武器部件，軍人的肩章、臂章；打開衣櫥，一百年前的女裝和高跟鞋旁是烏軍戰士的軍裝和軍靴。而在最後展廳的中央，布爾加科夫一家和小說中圖爾賓一家的餐桌上，蓋着博物館員工為前線編制的迷彩偽裝網；牆上貼着1908年作家與家人在基輔郊外消夏的照片，拍攝地點正是布查。
每個細節都在提醒參觀者，一百年前的歷史並非孤立事件，而是與烏克蘭人如今正在經歷的戰爭與苦難息息相關。
一百年前的老物件中混入了如今烏軍的肩章、臂章（拍攝：糜緒洋）
四
基輔是一個幾乎感受不到戰爭的地方，在城裏時不時就遇上堵車，士紳化的酒吧街區熱鬧得堪比2022年前的上海，酒吧外停滿了天知道從哪裏冒出來的豪車。基輔也是一個處處能感受到戰爭的地方。城市中心獨立廣場的草坪上插滿了小國旗，每面旗上都寫着一個為國捐軀者的姓名，粗粗估算，大概也有幾萬了。大街上和地鐵站裏，目之所及全都是不同部隊的招募廣告，用最酷的口號吸引越來越少的自願參軍者——「展現你的怒火」，「一起做強者」，「保衛你的一切」。即使在市中心的熱鬧酒吧裏，也貼滿了為部隊募集資金購買裝備的海報。
後勤永遠跟不上戰場的實際需求，許多軍人的裝備都是通過親友衆籌得來。烏克蘭的軍隊能堅持抵抗至今，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強大的公民社會。2014年俄羅斯入侵頓巴斯後，烏克蘭社會就涌現出了大量志願者組織，成為連接軍隊和社會的橋樑。志願者或名人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見縫插針地為部隊募款。咖啡館、書店、教堂、博物館裏往往都能見到募捐海報或捐款箱。
在布爾加科夫博物館展覽中陳列的一枚臂章上，畫着一張神情嚴肅的貓臉，上書「漢努霞的貓貓」。「漢努霞」是博物館研究員漢娜·普託娃（Hanna Putova）的暱稱，而「貓貓」則是烏克蘭人對前線軍人的愛稱。
自2014年起，漢娜就投身幫助軍隊的志願者工作。全面戰爭爆發後，她的很多知識界朋友奔赴戰場，她利用自己和博物館的影響力為貓貓們募款，而貓貓們則為她設計徽章、標誌，「漢努霞的貓貓」逐漸成了一個固定的志願者項目。
就和存在於烏克蘭的無數類似募捐平台一樣，「漢努霞的貓貓」的Facebook頁面上有為某支部隊募集特定物資的通告，有收到募捐的貓貓感謝幫助的視頻，也有貓貓前往布爾加科夫博物館舉辦晚會的海報。雖然「漢努霞的貓貓」並非註冊慈善組織，但每個月仍能募集到至少幾百美元的資金，捐款者有時甚至還包括她的反戰俄羅斯友人。2024年3月，普託娃獲頒「烏克蘭志願者」獎章。
而讓她格外驕傲的還有貓貓們送給她的一面簽滿名字的紅黑旗。這面旗如今就掛在她辦公桌後的牆上。漢娜以紅黑旗為背景，為我錄製了採訪視頻，她的黑色長發和黑框眼鏡與旗幟中的黑色自然地融為一體。
紅黑旗曾是烏克蘭西部抵抗蘇聯佔領的游擊隊的旗幟，過去常被視為激進民族主義的象徵。但在2014年後，它越來越進入社會主流，併成為堅定愛國主義的標誌。漢娜向我講述了兩種關於紅黑旗起源的民間解釋。一種說法是，每當俄羅斯人入侵，烏克蘭的藍黃國旗就會因人民的憤怒而漲成紅黑色。事實上，漢娜的貓貓們把一面藍黃旗送給她的志願者同儕，而把紅黑旗留給了她，「因為我性格更火爆、激進」。另一種說法則認為，當鮮血染紅了烏克蘭的藍黃國旗，它就會變成紅黑色。這並非誇張的修辭。漢娜說，光在大戰爆發的第一年，她就失去了大約十個自己的貓貓。
和許多烏克蘭人一樣，漢娜不再用俄語寫作、交流。但與他們不同的是，她並不支持一刀切地取消俄羅斯文化。十年前，她還曾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上發布不少朗誦俄羅斯詩人作品的視頻，現在她並不為此感到後悔，依然認為他們是天才詩人，儘管並不認同他們的一些政治觀點。就如同普希金忠於沙皇政權的事實並不妨礙她喜愛普希金，至今她都記得，普希金是自己「童年時第一個能通過節奏識別出來的詩人」。但除了普希金之外，烏克蘭人還可以閱讀自己的文學和波蘭文學，「而俄羅斯人呢，除了普希金，他們還有什麼？」
作為職業檔案工作者，漢娜過去就和布爾加科夫博物館有過合作關係，卻在2023年才正式加入博物館，儘管當時圍繞它的爭議已甚囂塵上。此時加入博物館，漢娜做出的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選擇，她既是要向自己的同胞，也是要向俄羅斯人證明，她熱愛的布爾加科夫是烏克蘭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因為烏克蘭文化應該是多元、多民族的，其中也包括曾經在這裏生活過的俄羅斯人的文化。「我加入這個博物館，是為了拯救我們的文化遺產，並將其保留給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後代。」
在古比阿努里看來，布爾加科夫博物館可以，也應該成為一個討論創傷歷史的場所。但為此需要獲得民衆的信任，然而在戰爭狀態下，社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壓力，人們更願意選擇不去討論，而是徑直取消、禁止、拋棄。但並非沒有過成功的例子。這位館長回憶說，有過一些情緒非常激烈的愛國者來到博物館，但在交談、解釋，並帶他們參觀後，這些人就改變了自己的態度。
2024年8月，民族記憶研究所更新了對布爾加科夫的鑑定意見。使用的措辭溫和了不少，改正了原先報告中一些明顯的硬傷，但依然保留得出的結論。
但博物館正在撰寫新的反駁文。古比阿努里並不認同研究所的這種工作方式——他們在出具報告時沒有邀請博物館參與，把自己當成法官，「而布爾加科夫則成了罪犯」。而事實上，去殖民化本應是一個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的進程。
研究所得出最終結論後，還需經過一系列行政手續，最終經由基輔市議會表決。在最壞情況下，這也只會涉及博物館是否需要改名，以及作家的雕像、紀念牌能否繼續存在，而博物館本身不會被勒令關閉。
館長說，即使被迫改名，博物館仍將繼續以布爾加科夫作為布展的核心，畢竟現有館藏也都是圍繞他建立的。但在戰爭結束前，博物館不會布置新的常設展。「新的布爾加科夫博物館應該是什麼樣的，我們還不知道，我們需要和烏克蘭社會一起研究、思考並決定。」
古比阿努里說完這些，把我送到樓下，然後走進一間空展廳，加入了正在為前線編織偽裝網的同事們。
布爾加科夫博物館館長柳德米拉·古比阿努里正與員工一起編制迷彩偽裝網（拍攝：糜緒洋）
五
在烏克蘭，也有一些堅持為布爾加科夫博物館發聲的學者，基輔大學語文學院的副教授梅海洛·納扎連科（Mykhailo Nazarenko）就是其中一位。
在許多講座和採訪中，納扎連科常提醒觀衆「烏克蘭[民族]文化史」（istoria ukrainskoi kultury）和「烏克蘭[國家]文化史」（istoria kultury Ukrainy）的區別。諸如布爾加科夫這樣的作家，儘管不屬於前者的範疇，但仍是後者的重要組成部分。布爾加科夫確實是帝國文化的產物，但帝國文化也是基輔文化的一個篇章。儘管如今烏克蘭人為民族獨立而鬥爭的歷史更為重要，但這並不意味着就可以忽略基輔歷史的帝國篇章。可以批評、譴責布爾加科夫的觀點，但不能一扔了之。更何況，僅僅因為他是最有才華的基輔書寫者這一點，我們就不應該否定他。
2021年，納扎連科編了一套1000多頁的兩卷本文集，名叫《〈科布扎爾〉之外》。《科布扎爾》是烏克蘭民族詩人塔拉斯·謝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最著名的詩集，但遺憾的是，這也是不少烏克蘭人唯一讀過的烏克蘭古典文學作品。
編纂這本書緣起於幾年前，他讀了一位被遺忘的19世紀烏克蘭女作家的短篇小說。那時他開始思考，有多少像她這樣才華橫溢卻不為人知曉的烏克蘭作家理應被後人閱讀、銘記？他用了數年時間，深入挖掘、蒐集烏克蘭古典文學中的冷門佳作。最後用139件作品拼成一幅馬賽克圖像，展現了「烏克蘭文化從小俄羅斯走向烏克蘭的自我意識運動」。
2023年，經澤連斯基總統確認，納扎連科因這套文集獲頒烏克蘭文化界最高獎項——塔拉斯·謝甫琴科獎。
然而，消息傳出沒多久，輿論又炸開了鍋：有人發現納扎連科在基輔大學俄語系任教，本行研究的是俄羅斯文學。「烏克蘭最的高文化獎怎麼能頒給一個博士論文寫俄羅斯作家謝德林（Mikhail Saltykov-Shchedrin）的人？」更不走運的是，他很久以前曾和人把約翰·克勞利（John Crowley）的《他方世界》合譯成俄語——恰好在戰前，俄羅斯的一家出版社再版了這個譯本。如今在網上檢索納扎連科的名字，排名靠前的新聞往往是這樣的標題：「謝甫琴科獎陷醜聞：獲獎者與俄羅斯有聯繫」。
其實，俄羅斯全面入侵後，納扎連科所在的俄語系就低調地更名為「東斯拉夫語言文學及信息應用研究系」。這個名稱冗長、晦澀到了近乎有些滑稽的地步。不過在該系的發展大綱中，「信息應用」的所指非常清楚，就是與烏克蘭安全和國防部門合作，「對抗信息侵略，保護烏克蘭的信息空間」。
這個系的很多畢業生如今在前線作戰，或是在國防、安全領域工作。納扎連科自己則在教學中加入更多關於俄羅斯文學帝國特徵的討論。目前，他正在寫一本這方面的科普書，但他不想和許多評論者一樣簡化這個問題，而是要在解釋俄羅斯文化複雜性的同時，分析俄羅斯為何不願反思、克服自己文化中的帝國情結，而這又如何導致瞭如今的局面。
儘管如此，烏克蘭社會中有很多人仍然不能理解納扎連科及其同事們的工作。
2022年10月，在俄羅斯的一次大規模空襲中，基輔大學的許多院系都遭到波及，而原俄語系的教研室因為離導彈落點較近，受到了最嚴重的損傷。現場圖片顯示，教研室裏一片狼藉，窗玻璃全部被震碎，燈和天花板材掉落。當這張照片出現在媒體上，許多人的關注點卻在於：基輔大學為何還存在着俄語系？部分媒體幸災樂禍地稱，俄羅斯人將基輔大學「去納粹化」，反諷背後的言下之意大概是將俄羅斯文學與納粹畫上等號。隨後，學院發布聲明，否認俄語系的存在，而媒體繼續挖出種種蛛絲馬跡，證明「俄語系仍在繼續運作並教授學生。」
我和納扎連科約在線上見面。他四十多歲，圓潤的臉上架着一副金屬框矩形眼鏡，基輔傍晚的斜陽從背後把他蓬鬆、隨性的銀發映照成金色。他非常健談，但也相當嚴謹、縝密。
談及自己和同事們的遭遇，這位學者有些無奈：「我希望這些人至少能讀一下我的書，了解一下我們系的工作，再來判斷我們是否夠格。」不過，他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在夾縫中的處境。不久前他還看到一位同行要求對烏克蘭所有的俄羅斯文學研究者進行「除垢行動」（lustration），以肅清後方的「第五縱隊」。他自嘲說，自己此前曾在一天之內先被某位素來激烈反對俄羅斯文化的烏克蘭當代著名作家拉黑，又被某位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者辱罵——「如果不是發生在同一天，這事還沒那麼好笑。」
但是，他並不責怪社會中那些激進的聲音。雖然其中也有為政治利益而跟風者，但在他看來，多數人之所以會變成這樣，是因為十年戰爭所受的創傷，抑或是在突然轉變身份認同後急於捍衛自己的選擇，「摧毀曾經崇拜的東西，崇拜曾經摧毀的東西」。納扎連科堅信，作為有影響力的學者，與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對話是自己的社會責任。他引用了烏克蘭大作家伊萬·弗蘭科（Ivan Franko）的一句詩：「我時不時要吠一下，好讓她別睡着。」
學者必須質疑在社會意識中根深蒂固的事物，並且保持理性，不把複雜的文化問題扁平化。畢竟他和對話者都有着共同的目的：為烏克蘭的文化環境建立起一個可以接受的觀點體系，從而探討自我身份、被殖民的歷史和眼下的戰爭。
基輔市政廳門前的謝甫琴科像（拍攝：糜緒洋）
六
基輔大學語文學院佔據了基輔市中心一座宏偉的新古典主義建築，在民間常被稱為「黃樓」。黃樓外牆上曾有一塊布爾加科夫的紀念牌，紀念作家在這座建築內度過的八年寒窗歲月。2022年8月，這塊紀念牌被拆除。
對於這場拆雕像、改路名的運動，納扎連科給出了自己複雜而又全面的看法。
他介紹說，從歷史上來看，蘇聯為各個加盟共和國設定「民族詩人」，但普希金卻必須是蘇聯所有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在蘇聯的每一座城市，都必須豎立一座他的紀念碑，無論他是否到過那個地方。因此，普希金紀念碑和以他命名的街道都是帝國的象徵標記。
他支持把基輔的普希金街改用葉夫亨·奇卡連科（Yevhen Chykalenko）的名字命名。大部分基輔人都不知道他是誰，但這恰恰表明了改名的重要性，因為在納扎連科看來，沒有奇卡連科，20世紀初基輔的烏克蘭文化就不可能存在。「這並不意味着我反對作為作家的普希金，但對烏克蘭人來說，有一些烏克蘭文化人物比普希金更重要。」
不過仍需要區分紀念碑豎立的具體情景。他舉例說，基輔有三座普希金像，其中兩座完全是多餘的，但有一座是19世紀末基輔社會各界捐資建造，應被視為城市歷史的一部分，而敖德薩濱海林蔭道的普希金像也屬於同樣情況。他也非常不贊同在敖德薩抹去伊裏夫、彼得羅夫和巴別爾痕跡的做法，因為這「非常接近於改寫歷史」。
納扎連科的看法與我之前在敖德薩聽到的埋怨遙相呼應。不過，在敖德薩，我也曾聽到對於普希金像的不同看法。
泰佳娜·雷布尼科娃（Tetyana Rybnikova）是敖德薩一家人文書店的店主，也是敖德薩文學博物館的研究員。
她認為，這場紛爭之所以讓敖德薩人痛苦，與其說因為普希金，毋寧說它牽扯了所有人的回憶。
「我們的童年和青春在這些紀念碑的廕庇下度過，許多人生事件都與其直接相關」。可此時此刻，俄羅斯人卻在殘忍地殺戮烏克蘭人，他們絲毫不掩飾自己滅絕烏克蘭民族、文化和身份認同的意圖。而他們又如此熱愛普希金，無論走到哪裏，都要給他立像。既然如此，她覺得，何不「休息一下」，先暫時擺脫普希金，等戰爭勝利後，烏克蘭人可以再回來思考，生活中到底有沒有留給這位詩人的位置。
在敖德薩市中心，雷布尼科娃的書店開在一條不那麼熱鬧的街道上。它並不起眼，沒有花花綠綠的店名招牌，只是低調地貼了一個「書」字。去過了足夠多的烏克蘭書店，我自覺對什麼店裏賣什麼書已經有了預判。然而走進這家店，卻發現其與衆不同之處：書架上擺放着大量俄語書籍，尤其是關於俄羅斯文史的批判性研究叢書。要不是因為店裏同樣有很多烏克蘭語書和關於敖德薩的書，我會以為回到了自己從前在彼得堡最愛逛的那幾家自由派人文書店。
雷布尼科娃一頭簡潔的淺灰色短發，穿一件隨和的深色連衣裙，總是笑眯眯的。她靜靜坐在門口，一邊看書，一邊觀察每個進店顧客的閱讀興趣。通常過上大概一分鐘，她就會對顧客的趣味有了大致的了解，然後開始詢問對方的需求。如果話說得投機，就會多聊上一會兒。
和我在烏克蘭見到的很多知識分子一樣，雷布尼科娃也畢業於大學俄語系。之所以當初沒有選擇學烏克蘭文學，也是因為在中學裏，烏克蘭文學課的教學質量不如俄羅斯文學課。
她回憶了自己的中學文學老師。這是一位非凡的女性，熱愛自由，追求真理。赫魯曉夫解凍時期，她讀到了斯大林時代被禁的文學作品，隨後把自己對蘇聯政權的疑惑和思考告訴學生，最終導致被學校開除。她熱愛俄羅斯文學，視之如生命。就像哈爾科夫的文學老師布萊頓一樣，她最愛的作家也是葉賽寧。然而，當她終於有機會前往葉賽寧的故鄉進行朝聖之旅，看到破敗不堪的俄羅斯鄉村，看到那裏荒廢、腐爛的生活，她突然意識到，真正讓她感到親近的是烏克蘭農村精心粉刷的白色小屋，而不是俄羅斯半腐爛的木房子。「通過俄羅斯文學，我徹底明白了自己是烏克蘭人。」
這位老師名叫漢娜·赫盧姆比耶夫斯卡（Hanna Holumbiievska）。如今，可以在歷史文獻中檢索到這位老師的各種事跡：她如何因堅持真理被卑鄙文人舉報，面對當局的恐嚇如何拒不認錯，克格勃如何企圖將其送進精神病院，以及失去工作後，她如何因貧病交加含恨而終。但最吸引我注意的是檔案中的這麼一段話：
1976年10月5日，十一名敖德薩持不同政見者……來到濱海林蔭道上的普希金紀念碑前，舉行了一次無聲示威，抗議蘇聯侵犯人權的行徑。泰佳娜·雷布尼科娃……等赫氏的四名學生……參加了示威。航海學校的士官生被派去對付他們。當時女性站在最前面，她們被輕微抓傷，但示威者們沒有屈服於挑釁，默默站了一個半小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赫氏，敖德薩反抗蘇共政權的沉悶聲響才變得有組織起來。
我這才知道，當雷布尼科娃說「許多人生事件」都與那座雕像「直接相關」，她指的是什麼樣的事件。而要贊同「休息一下」、「擺脫普希金」，對她而言又是一個多麼痛苦的抉擇。
納扎連科也經歷了類似的身份認同轉變。他是俄語母語者，烏克蘭語直到後來才進入他的生活。在寫作俄羅斯文學博士論文的同時，他已經開始研究烏克蘭文學。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對烏克蘭文學的興趣逐漸超過對俄羅斯文學的興趣。他知道關於俄羅斯文學還有很多有趣的題目可寫，但他經常自問，在當下的烏克蘭，「我研究俄羅斯文學的意義是什麼？」
我問納扎連科，作為同時研究兩種文學的學者，烏克蘭文學裏究竟有什麼俄羅斯文學所缺少的東西？他說，烏克蘭文化有非常強大的自我批判能力，善於在歷史中尋找與現實的深層聯繫，而不侷限緬懷歷史上的偉大，這使得烏克蘭作家常能在詩歌的相鄰句子中把崇高與自嘲結合起來。俄羅斯文學總體上缺乏這種反思傳統，而曾經為俄語文學在這方面輸送新鮮血液的，恰恰是烏克蘭作家或來自敖德薩的猶太作家。
此外，由於經常審視殖民和後殖民經驗，烏克蘭文化已經逐漸解決了「我們是誰」的問題，形成了一種政治民族身份認同：烏克蘭人就是那些自認為是烏克蘭人的人，與血統來源無關。而俄羅斯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卻始終只關乎帝國歐洲核心區的俄族居民，西伯利亞或高加索人則不會被包括在這個答案裏，因此他預言，俄羅斯文化將會面臨嚴重的身份認同危機。
和努力與異見者交流的納扎連科一樣，雷布尼科娃也強調了對話的重要性。她提醒我，雖然處在戰爭狀態，但烏克蘭仍是一個多元民主國家，每個人都有權表達自己的觀點。問題的關鍵在於不應該彼此爭鬥，而是尋找共識。而這也正是她為書店選書的宗旨。雖然其中許多是俄羅斯出版的書，但它們培養人的批判思維和獨立思想。她相信，人只有掌握足夠的知識和信息，才能形成自己的觀點，不然就只是在重複別人的看法。
過去，烏克蘭的出版業還不成熟，類似的好書主要都靠俄羅斯出版。而如今，俄羅斯不再能出這樣的批判性書籍，而烏克蘭的出版業則迅速崛起。雷布尼科娃書架上的俄語書越來越少，不是因為被抵制，而是因為它們正逐漸被人買走。
她說：「那些買俄語書的人並非不愛烏克蘭，相反，他們希望烏克蘭成為一個民主、自由、智慧，充滿閱讀和思考者的國家。」
這也契合了這家書店的正式名稱——「後天之島」，它發源於翁貝託·埃科的迷宮小說《昨日之島》。埃科的主人公想要回到過去，而我們則應該看向鮮活的未來。我們來書店是為尋找「後天的自己」，而書將會幫我們看到它、理解它，並帶領我們進入「後天的世界」。
納扎連科和雷布尼科娃都堅定地相信文學在戰爭年代有自己的意義。全面戰爭爆發時，納扎連科一邊把父母從被圍困的基輔疏散到郊外，一邊通過寫論文來排解焦慮。他研究了蘇聯末期一位著名烏克蘭作家如何在一部通常被認為正統的歷史小說中埋設隱喻語言。最終，他的研究既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也解決了烏克蘭文學史中一個至今未被充分了解的謎團。
雷布尼科娃也說了一個故事。不久前，她的店裏來了一個顧客。經過觀察，她發現這是一個善良、聰明，卻無暇讀書的人。但大戰爆發後，她開始讀書了。她在店裏買了幾本烏克蘭歷史小說。臨走時，她停下腳步，嘆了口氣說：「我有這麼多書，如果不得不逃難，我該怎麼辦？」
雷布尼科娃對她說：「您用不着逃。」
她說：「你們在敖德薩不用逃，但我來自第聶伯羅，離前線很近，經常被轟炸。」
她離開後，雷布尼科娃意識到，當戰爭的恐怖降臨，這個過去不讀書的人在文學和藝術中找到了力量。「作為書店從業者，我常常告訴人們，文學在困難時刻能給人帶來支持。而現在，我親眼見證了這一點。」
敖德薩，「後天之島」書店（拍攝：糜緒洋）
七
距離基輔大學語文學院的黃樓不遠處，是一座雄偉的黃色拜占庭式建築——聖弗拉基米爾大教堂。這座教堂歷時30年建設完成，工程彙集了19世紀下半葉帝國最優秀的建築師、畫家、匠人。旅遊手冊上把它稱為基輔最美的教堂。
8月13日，蜂蜜救主節的前一天，按照習俗，人們將乾花、乾草、豐收的蔬果裝在籃子裏，帶入教堂祝聖。教堂門口各種出售乾花草藝術品的攤位拍成一長列，空氣中飄着濃郁的野花香。
節日的晚禱尤為盛大、漫長，95歲的基輔牧首身着全套節日法袍主持儀式。時不時有看起來從不上教堂的年輕人光顧，穿着明顯不合宜的吊帶衫或短褲，面對盛大的儀式，和我一樣四下張望，手足無措。他們似乎只是想來點一根蠟燭，為自己身在前線的親友祈福。
儀式進行到某個時刻，惱人的防空警報再度響起，但整個教堂裏沒人因此挪動半步。合唱越來越響，彷彿是要蓋過這不祥的死亡之聲。在合唱的間歇，牧首用蒼老而堅定的聲音念着祈禱文。不知所措的年輕人眼裏含着淚，透出剛點上的蠟燭光芒。在信衆的正前方，踏着青雲、身着紫袍的聖母顯現在後殿祭壇的金色背景之上，用莊嚴而悲傷的神情望着教堂裏的衆人。她的雙手緊緊抱着懷中的聖嬰，像是作為一個母親，最後一次無謂地抵抗愛子不可避免的殉難。
一位教堂的侍者發現了徘徊許久的我。她看起來四十多歲，臉上永遠掛着燦爛而真誠的笑容。她沒有問我身份、來意，就直接讓我跟她上樓。
穿過一重又一重的旋轉樓梯，終於來到了一個穹頂上方，這裏是教堂的鐘樓。她是教堂的敲鐘人，名叫泰佳娜。泰佳娜讓我看她敲鐘，又帶我參觀訪客通常無法到達的教堂二樓，為我一一講解壁畫，指給我看敖德薩的護欄，烏拉爾山的礦石與金屬，意大利和比利時的大理石。
我們聊到這場戰爭對人命運的改變，泰佳娜跟我講了一個故事。有一位女子的女婿被俄軍殺害，留下了孩子，她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便來教堂尋求慰藉。泰佳娜告訴她：要祈禱，為那些殺死他的俄羅斯士兵的健康祈禱，只有這樣，沒有別的辦法。因為基督的真理就是愛，基督是通過愛，而不是通過恨復活的。歸根結底，「只有好人，沒有壞人，所謂的壞人只不過是走了歧途的好人」。
我不是教徒，也不是烏克蘭人，我沒有道德權利替別人選擇是否去原諒。泰佳娜的話給我以極大的震撼。但是，在烏克蘭的這二十幾天，聽聞了太多關於死亡和喪失的故事，我不確定那些失去了親人和至交的人，是否已準備好踐行福音書上的教誨。和解與寬恕的時刻，什麼時候才會到來？
教堂大穹頂上畫着耶穌基督，右手做祝福手勢，左手握福音書。福音書上寫着：「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而基督身後的背景則是星空。泰佳娜說，畫家特地臨摹了基輔的星空。「如今，我只要在基輔的夜晚看到星空，就感覺這幅壁畫上的基督在看我。」
而我不由想到的卻是布爾加科夫《白衛軍》的結尾：
一切都會過去。苦難，折磨，鮮血，飢餓，瘟疫。當我們的軀體和事業在大地上蕩然無存時，劍將消失，而星星卻會留下。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一點。那為什麼我們不願把自己的目光投向星星？為什麼？
弗拉基米爾大教堂內景（拍攝：糜緒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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