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Diego Ge，在場 • 非虛構翻譯獎學金得獎者
我的第一本護照簽發於2008年7月，那時我剛上幼兒園。那本護照上只有兩個簽證，一個是土耳其簽證，一個是英國簽證。那是中國高速發展期的鼎盛時期，也是人民共和國借北京奧運會向外界進一步打開大門的時代。我對那時候旅行的印像已經不深了，只記得在伊斯坦布爾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遊船上被海風吹到感冒，和在蘇格蘭高地上看到的一望無際的草原。
從那時起，直到2020年疫情爆發之前，我都一直跟著父母慢慢地探索著這個世界。對我這個在二十一世紀的上海中產家庭出生長大的漢族人來說，跨越國家邊境似乎是理所應當，買張機票就能做到的事情。對於許多上海中產家庭來說，拿著中國護照辦發達國家的簽證沒有什麼難度，只是按部就班完成官僚程序的事情。走到機場的邊檢櫃檯不會緊張，而會興奮，因為每次見到邊檢櫃檯都意味著可以開啟一段新的旅途了。
我還很清楚的記得第一次看到「武漢SARS爆發」的「謠傳」時，我是在香港大學門口吃了閉門羹之後，漫無目的的在大學旁邊的山路上散步。在2020年初，在登上回上海的航班之前，我拍了一張香港機場的照片，發了一條朋友圈，「不知道下一次踏上這片土地是什麼時候了。」
一語成謔。我的整個高中生活都在疫情中度過，「靜態管理」、「網格化管理」、「社會面清零」和「非必要不出境」成了我們的日常。在2022年，隨著世界各國逐漸取消疫情管制，17歲的我在上海獨居經歷了兩個月的封城時光，每天訂早上5:30的鬧鐘起來在盒馬上「搶菜」，一邊放著網課的視頻會議一邊想辦法處理掉社區送來的幾斤白蘿蔔，每天的「放風時間」都是伴隨著大喇叭循環喊著「居民朋友下來做核酸啦！」度過的。
圖：上海2022封城時期，小區居民之間以物易物
我的活動範圍從全世界變成了小區門禁之內的那幾條小路：連小區門都被鎖住了，去浦東機場都要走十幾公里路，出國就更不用想了。封城結束時，我的護照也只有半年不到的有效期了。「非必要不出境」的政策定義和規定範圍也逐漸明朗：只有持留學、工作或外國永久居留簽證的中國人才能避免在邊境被「勸返」。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面對自由的脆弱，和人在絕對權力面前的無力和無奈。
也是在那時，我開始研究中國以及世界各地國際旅行的制度以及其中隱含的政治哲學。從各國護照的免簽國數量到傅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哲學，我逐漸形成了對邊境這一權力技術 (technology of power) 的理解和批判。一個拿不出機票錢，無家可歸的美國公民，一個即使有錢也必須冒生命危險，跨過地中海前往歐洲的敘利亞難民，和一個在中東海灣國家極端壓榨的勞動條件下做勞工的巴基斯坦人，在邊境面前都面臨著獨特的困境和權力關係問題。在當下的「全球化」世界中，流動性是特權的頂點，又是壓迫的頂點。全球化菁英的流動性是跨國資本流動的附屬產物：拿著發達國家護照，乘著飛機商務艙，在各國五星級飯店間流動的金融從業者，和拿著最不發達國家護照，擠在滿載的小木舟上跨越邊境的勞工是我們這個世界中兩極的具象體現。
圖：在馬來西亞仙本那，潛水客的度假沙灘和當地居民的鐵棚屋聚集區只有一橋之隔
我也開始反思自己在這一全球系統中的位置和共謀性：在這種意義上，反覆感慨自己「有多麼幸運」的話語儀式其實對這一系統並沒有什麼影響，至多是稍微彌補自身參與系統再生產中破碎的良心罷了。
2023年，我高中畢業，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也終於壽終正寢。那個夏天，被心底深處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驅使著，我一邊在線上幫人改申請文書賺路費，一邊在亞洲和歐洲「報復式旅行」了8個國家。比起疫情前旅行時的放鬆和興奮，疫情後的我卻開始越來越有某種「旅行收集癖」：收集各個國家不同口岸出入境的經歷；護照上的簽證、入境章、登機牌、火車票、入境申報卡，我都會時不時拿出來翻看，好像是趁著自己在水面大口呼吸。每一次出境，我捏著護照的手都會微微出汗。雖然至今每次都是有驚無險，但我對面對邊檢櫃檯的感受似乎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種出發的興奮感了。
這也是我對人口流動、邊境管理、國家暴力、移民和難民問題關注的起點。從哲學和理論到難民的非虛構寫作，從「在場」的實地體驗到對自己特權的反思，我越來越想找時間做一個關於邊境管理的項目。中國的出境管制也好，美國的庇護和難民接收政策也好，歐盟的數字邊境管理計畫也好，我渴望著一個可以幫助我深度探究並理解邊境政治的機會。我在2023年底時偶然在端傳媒上讀到《國境之間：春天革命與泰緬邊境上的緬甸流亡者》這篇文章，它的標題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2022年底的經歷，想到了自己在那段時間裡無法逃離的「懸置感」。因此，幾個月之後，當我看到在場非虛構翻譯獎學金開放申請的時候，雖然感覺自己作為一個本科生申請這個獎學金機會不大，但是出於一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心態，還是花了一個晚上重新讀了一遍《國境之間》這份文本，寫了申請文書，然後提交給了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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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我自己讀到許多經典著作的中文譯本時，都會因為文本翻譯太生硬而選擇去讀英文原版的作品。而讀到好的翻譯時，我們反而會覺得這是原作者的功勞：好的翻譯在某種程度上是會融入文本，隱去自身的痕跡的。只有自己成了譯者時，才發現翻譯實際上是一種文本的再創作，而這種再創作需要的對文本和文學技巧的敏感性不比自己原創一份作品要低。在翻譯《國境之間》這篇文本時，我第一次注意到許多中文和英文之間語言習慣微妙的不同。有一些表述在中文裡給讀者的感覺可能是一種模糊的美，在英文中的感覺可能更會令人困惑。我在翻譯中感受到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去斟酌這些表述的不同，以及再創作中如何去作出這些文學性的選擇。
另一個挑戰則是文體的問題。正如其名，「在場」非虛構寫作項目本身是強調寫作者的「在地」，在《國境之間》這篇文本中的體現則是敘述者在文本中的高「可見度」：不論是介紹人物出場時的主觀描寫，還是敘述者對歷史進程的感慨，文本中敘述者的「在場」隨處可見。但是在英文的新聞寫作慣例中，比起敘述者的在場或文學美感，清晰明確地傳遞事實是一個更優先的任務。在我的翻譯中，我不斷在兩者之間「橫跳」，並不斷試著尋找二者之間的某種妥協，這或許是我在翻譯過程中面臨的最大的挑戰。
我在4月底時得知自己獲得了在場獎學金，那時我還在美國熬大學期末季；接下來的三個月內，我走過了美國、英國、日本、中國和南非：我的翻譯工作大半都是在飛機、火車上或酒店民宿房間裡完成的。在南非開普敦實習期間，我白天在當地居住正義NGO編輯宣傳手冊，做數據分析；晚上則在路邊的小酒館裡做翻譯。翻譯過程中，我也做了許多關於緬甸局勢的研究，以在譯文中更精準地傳達出故事的政治語境。
在我翻譯出初稿的那天晚上，我也收到了一封電郵，告知我學校批准了我申報國際比較研究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 專業。我當時很有成就感，感覺我越來越接近自己想追尋的未來。那個未來不是什麼特定的職業或生活方式，但它一定是不穩定的，是艱難險阻的。只有在那個未來裡，我才能看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和歸宿，我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在這個世界裡的「在場」。
或許也是在那種情緒的驅使下，我訂了8月去湄索的行程。在翻譯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想親眼看看自己在過去三個月內，花了許多時間精力試圖呈現的邊境小城。
到了東南亞，我也更深刻地體會到了中國近年來在這裡越來越強的影響力。寮國的高鐵站和中國的高鐵站如出一轍；站內標識也多是中老雙語標註，而中文標識在很多地方顯然更加顯目，讓人感覺甚至有些像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區」內公共設施的雙語標識。在泰國廊曼機場入境時，也是只掃描了指紋，拍攝了照片，就「絲滑入境」了。我不會泰語或寮語，想跟當地人聊聊這些發展時，他們也能透過我的長相和不會講當地語言這兩點推斷出我大概率是中國人，而講一些令遊客開心的好話。
圖：萬象街頭的中國商務事務所
落地曼谷後，我在機場到市區的計程車上用Google翻譯跟司機聊天。他問我是不是經常來泰國，我說不是，但是現在中泰互免簽證了，所以來看看。我又問他，你去中國不需要簽證，會想去中國看看嗎？他大笑起來，用泰語對著翻譯軟件低聲說了一句話，谷歌翻譯很快就以機器音回复，「我沒有錢。」 我們兩個人都大笑起來，但笑著笑著，感覺兩個人的笑容都慢慢變成了苦笑。
我現在在曼谷市中心的咖啡館寫下這些文字，明天就要登上飛往湄索的航班了，既有些興奮，又有些緊張。由於湄索邊境對面就是緬甸詐騙園區雲集的妙瓦迪，我告訴朋友們去湄索的計劃時，每個人都會露出一點不可思議的表情，然後對我笑著說，「腰子別丟了哈！」
我在決定去湄索時，說不緊張肯定是假的，但我內心裡對「在場」的渴望卻不斷推著我去接近那個文本裡的小城。我不知道自己會看到什麼，會感受到什麼，但或許正是這種不確定性才如此令我感到自己生命的能量和意義。畢竟，我也不是第一次體驗「在異鄉和移動中找到歸宿」了。
寫於2024/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