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資訊】
戴伯芬 | 「在場」第一季二等獎，《末代女礦工——張桂的生命敘事》作者
顧玉玲 | 作家，台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講座內容】
Part 1 ：講者分享（戴伯芬）
談到礦工，大多數人想像的畫面都是男性礦工，但我小時候就知道我阿嬤（外婆，母親的養母）是礦工，全家都住在礦場宿舍。我在臺北出生、長大，小時候父母都已經離開礦場，父親又不喜歡我們回娘家，我與礦場的關係非常疏離，阿嬤反而像是遠親。 這三十年間，我做了許多不同主題的社會學研究，但回到自己，突然發現我與自己的生命經驗是斷裂的，而對這樣的斷裂無動於衷，我說的是別人的故事，爭取的是別人的權益，為什麼我沒有看到近身的阿嬤？
大約十幾年前，我就想寫住在海山礦場的阿嬤，這顆種子埋了好長一段時間。在社會學學界，較少以自敘形式寫作，多數是心理學取徑。如今我年過半百，已經很熟悉學術規範和審查制度，也完成了學術界對我的要求，但我自己想要做什麼？與我對話的學術界人士經常不瞭解我所要表達的意念，又要以國外文獻與臺灣的本土經驗糾纏，這樣的遊戲玩久了，對學術界的文字生產方式感到倦怠，想要尋求突破。其中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瞭解我的阿嬤。
在拿到「在場」獎學金開始寫作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阿嬤的故事，尤其是那些礦場生活的細節。對於底層的人來說，他們的生活世界稀鬆平常，不值得像偉人傳記那樣大書特書，他們很少講自己的生活經驗，更不用說，是痛苦而不堪回首的記憶。
我之前沒有進行過「非虛構寫作」，甚至這個說法也是第一次聽到。感謝「在場」評審委員的肯定，令我不得不在短短三個月之內完成初稿，這比一般的學術研究週期（包括田野調查、論文等）都要短。如果不是「在場」的截稿壓力，想歸想，我大概還會一直擺在心裏。
社會學的想像
寫完這個故事，我看到了阿嬤的成長經驗和她的困境。困境當然不是她個人造成的，個人的困境必須要放在社會結構之中去理解。米爾斯（C. Wright Mills）《社會學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幫我理解了阿嬤的一生為何如此辛苦。作為女性研究者，我也會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思考一個女礦工可能遇到什麼樣的經歷，女礦工與男礦工的生命經驗、家庭角色又有什麼不同。為了把阿嬤個人的經驗和臺灣歷史的結構變遷連結在一起，我一邊把阿嬤的生命事件列成年表，另一邊列出臺灣社會的歷史年表，為此，我爬梳了日治時期到光復之後的歷史資料，包括臺灣政治變遷，還有臺灣礦業史的專門資料。
兩相參照，可以理解阿嬤生命中的變化到底是因為大時代的變遷，還是因為家庭結構的變故？
在詮釋的過程中，我必須做一些取捨：到底什麼樣的主題要被再現，用什麼方式再現？作為社會學學者，我習慣提問或回應他人的疑問。比如許多人都會疑惑，女性有入坑工作的嗎？如果女人不能入坑，原因是什麼呢？目前最流行的說法是政治論，即蔣宋美齡曾經參觀礦村，發現夫妻同時下坑工作很危險，如果發生災難，會使家中的孩子同時失去父母，因此下令禁止女性下坑工作。爬梳資料之後我發現，蔣宋美齡確實曾經造訪屏東「礦協新村」，但這並不是礦村，而是空軍眷村；反而蔣經國先生確實到訪礦村，而且正是阿嬤工作的海山煤礦。或許這一說法只是為了呈現政治人物的親民形象。
另有一說是禁忌說，女性入坑會招厄運，但明顯與事實不符，是道聽途說。最可笑的是秩序說，認為坑內燠熱，男女混雜，會產生情感糾紛，這一說法的提出者完全不瞭解臺灣礦坑工作環境。礦道深入地下兩、三公里，煤巷之間距離遙遠，礦工們在黑暗的坑內工作，根本看不清楚對方，再加上煤巷內的工作輪調，經常連旁邊工作的是誰也不知道，又何來男女曖昧之情？
但為什麼女性入坑工作會被視為禁忌，而女礦工在歷史上彷彿消失了？大概都是因為女性在礦場是邊緣人物，沒有被看見。日治時期女礦工的人數只有礦工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工時既不穩定（4-13小時），工資也遠低於男礦工（坑內臺籍男工為女工1.3-2.1倍，坑外臺籍男工為女工1.1-1.9倍），大多數也做二手工，輔助男性。
臺灣礦災頻繁，礦災之後，女性失去了丈夫，就失去了家庭的經濟支柱，這時候女性應該如何自處？誰來養家活口、誰來養兒育女、家人關係會發生什麼變化？在礦場環境的變遷之下，職場環境也發生很大的改變。臺灣礦業面臨礦脈衰竭時，需要不斷挖掘更深，礦工承擔的風險更高，以至於1984年發生了三大礦災。社會大眾在道德上無法接受以礦工的性命換取煤礦，從經濟角度而言，在臺灣生產煤礦比進口煤礦的成本要高一倍以上，這也導致了女性（包括我阿嬤）職場生涯上的變化。首先，從家庭經濟來說，女礦工在先生過世之後，只能舉債度日，實際上，多數礦工都入不敷出，一直向公司借錢，也導致被公司綁定；這也由於礦業工作的風險有關，許多人都不知道下礦之後能否活著出來，因此「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一種享樂主義的氣氛。其次，會導致兒女學業中輟，如我母親、舅舅皆因此輟學。最後，女性可能還要出去外面打黑工，作為權宜之計。
在家戶勞動方面，外公過世之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養兒育女和操持家務的責任落在了阿祖（阿嬤的婆婆）身上。這位婆婆因為兩任丈夫都去世，一直都被左鄰右舍視為「剋夫」，礦災之後，她把怨氣發洩在阿嬤身上，認為是她剋死了兒子。阿嬤既不得不依靠阿祖幫忙，也不得不忍受她加諸於身體和語言的暴力。同時，阿嬤還要忍受小舅的欺凌，最後還要照護兒子和婆婆。
透過訪談，我才知道阿嬤是如此有韌性的女性；在幾乎活不下去的環境下，阿嬤還是走出自己的路。礦場是一個男多女少的環境，沒有男人保護的女性常常會受到男性騷擾。後來，阿嬤在礦場宿舍中還認識了她的第二個男人--進發。在這段關係中，除了經濟的支持之外，阿嬤還得到了家庭和精神上的支持。雖然他們沒有正式的婚姻關係，但也互相扶持、互相理解，共度了一段時間，一直到進發過世。如果沒有他的支持，也許阿嬤也很難走下去。
生離死別是多數人一生必須經歷的過程，但在阿嬤身上實在沈重。阿嬤同時失去過三個兒子、兩任丈夫，因為死去親人太多，她決定將所有逝去的親人統一在八月十五日共同祭拜，把哀傷變成了生活上可被接受、回應的宿命。曾經的生離死別對阿嬤現在而言，已經雲淡風輕，我依舊能感受到在每一個時刻她經歷的痛苦和折磨。
除了礦業之外，在日治末期，阿嬤還參與了「臺灣島築城計畫」（1944年，為了抵抗美軍入侵，臺灣到處都在大興土木），去挖防空壕。戰後山本鑛業結束，阿嬤下臺南依親時，還正好遇到「二二八事件」，親眼目睹國民黨軍隊入府城，見證多人被抓到「石像」行刑。這些她生命中的經歷構成了臺灣近代史的見證。
田野中的反身性
在社會學中，「反身性」（reflexivity）是指行動者有意識地面對社會，理解他所面對的情境意義，採取適當的回應。一個完全不瞭解礦村、礦業的現代人，對一個一輩子都在礦村生活的人，會提出什麼樣的問題？我讓自己處於人類學中類似嬰兒無知的狀態，進入田野調查，在田野中不斷反省自己和他們的關係。這樣的書寫中也淺埋了我個人的生命經驗。我做了訪談、家庭系譜，還對事件進行了選擇、關照著事件如何相互補充與印證。但我似乎始終覺得，有一些事不應該說。比如，對於我該如何彌補代間的認同斷裂，我寫了一些，但也因為猶豫和掙扎，又刪除了。
我也嘗試回答了父權社會中的女性困境。如母親和她親身父母之間的怨懟與和解，透過訪談，或者家人之間的溝通，讓我母親瞭解被收養的經過，化解她心中的怨恨，這是始料未及的。
在後面的章節，我已經離開了阿嬤的生命史，進入到社會層次的反身性批判，比如臺灣為何會連續發生礦災，礦災之後礦工如何因應，國家與社會如何因應礦災的創傷。在反身性思考中，我自己也隱藏了一些不想觸碰的議題，比如男性礦工的日常、我父親的角色（在寫作過程中，我才意識到對父親的不諒解），瞭解自我揭露的極限。
最後一個反思的問題是人與自然之關係，悲慘的記憶是該保留還是遺忘？見到海山本礦之前，我直覺式地認為，它應該被保留，因為有歷史意義；但找到廢棄的遺址時，我才發現大自然已經把它收回去了。我也看到阿嬤離開礦村之後，生活比以往開心了許多。應該把礦場變為觀光地，還是任它回歸自然？我至今仍沒有找到答案。
Part 2：「在場」討論（戴伯芬 & 顧玉玲）
「在場」主持人:
戴老師為我們完整地爬梳了張桂的生命史，我們就好像聽了好聽的故事。接下來希望顧老師可以對戴老師作品的回應，因為兩位作者的寫作有相似性，都是面對沈重的歷史，追尋記憶，去理解和探究制度的壓迫，也對未來有所期冀。
顧玉玲:
對我而言，這場講座其實是補課。上世紀末臺灣礦業結束之時，我剛剛加入勞工運動，我也遇到了因為塵肺病而抗爭的礦工，也走訪了平溪、侯硐等地。直到現在，我手上還有一個重要案件，即捷運潛水夫症工人的職業病案件。八０至九０年代隨著台灣礦業沒落，許多工人離開了礦場之後進入營造業，因為熟悉坑道作業，部分人進入了臺北捷運的工地；他們在礦場陸續得了塵肺病，在捷運又得了潛水夫症。聽了戴老師的講述，整個故事就連貫起來了。
作者憑藉出色的寫作技藝，將歷史事件穿插在女礦工的講述之中，不僅運用史料營造了全景、將歷史脈絡清晰地鋪排，章節與章節的連結更有許多巧思，全書如同歷史小說一般好看。在短短四萬多字之中，我們不僅看到了臺灣礦業史、勞動史，還看到了女人史，閱讀過程之中，我們得到的資訊與知識含量十分豐富。女性視角貫穿全文，作者對裹小腳、月事、懷孕、家暴、職場性騷擾等女性敘事緊抓不放，細緻地書寫了不同世代的四位女性─阿祖、外婆、母親、與作者之間的關係與張力。這些書寫既飽含情感，但同時也相當節制。這種節制尤其體現在，作者幾乎是不做評價地書寫這些女性在他們所處時空中有多少選擇，又繼承了多少主流社會對於女性的看法。作者既身處其中，對這些親人有近身的觀察，但她能做到「不做評價地呈現」，我認為十分不容易，這也是「非虛構寫作」很核心的立場。
我想請教作者的第一個問題是，置身於關係拉扯的家庭場域之中，也很清楚知道彼此間的張力，但在書寫時，如何有意識地不做評價地，讓這些女人的樣貌真實呈現？希望作者可以多做一些分享。
另外，我也觀察到作者對於台灣礦業的書寫，沿著兩條互有牽扯的軸線進行，一是「資本」，另一是「勞動」，後者包含史料及口述收集來的礦場環境、勞動流程，特別是性別分工的細節；前者的資本所有權轉移則緊扣政權變動，從清領、日殖、戰後初期，乃致解嚴後。有關礦坑作業。我第一次知道便當裡慣有的菜脯，原來不只是因為下飯，還可以補充汗水流失的鹽份。這樣的場景描寫對我而言十分熟悉，令我想起捷運工人也是在超過40度的坑道高溫中工作，出坑時工人形容他們將雨鞋脫下倒掛，汗水像雨水般從膠鞋中嘩嘩地流洩。又比如在寫道澡堂時，作者以《神隱少女》（Spirited Away）的湯婆婆比喻幫澡堂燒水的阿嬤，十分傳神。另一方面，戴伯芬作為社會學家，在有限篇幅中，精準地把握了要挑選哪些事件來描寫資本，令我們看到將資本的轉移與政治情況如何結合。比如一戰期間，戰爭帶來國際煤炭的需求到達了高峰，日本帝國結合日本資本的需求在殖民地台灣開發煤礦。1944年二戰末期，礦工被調動去屏東挖防空壕，也體現了日本的軍事擴張中的「臺灣要塞化」戰略，臺灣人被迫或受徵召進入南洋戰場。
二戰後，國民黨接收礦業，隨後在自由化買賣轉移至民間資本，跨入21世紀之後，礦場結束，都市計畫隨之而來是地目變更、土地增值的問題。土地資本在轉賣間帶來了偌大的財富，但停留在礦村中的老礦工，包括1980年代進場的原住民礦工面臨的卻是流離失所，散入都會邊緣依河而居的臨時性部落共居，如三鶯部落、溪洲部落，又在下個世紀初遭受地方政府迫遷壓力。這些問題到今天都沒有結束，文章最末也提出2021年的抗爭，指出海山煤礦災害後的民間捐款，至今三十年仍有許多礦工家庭未獲補助。
我的第二個問題便是，雖然作者在分享結尾說道大自然收回了礦場，但遺留下來的職業病、補償、居住等現實問題，依舊與礦工家屬息息相關，作者的書寫如何與現實對話呢？
戴伯芬:
關於女性的書寫，我最初想用一般人的視角，很容易指認故事之中「誰是壞人」。對阿嬤而言，第一個壞人就是虐待阿嬤的阿祖（阿嬤的婆婆），第二個壞人是我的阿爸（從阿嬤、母親及我的立場）。如果「壞人」指的是造成別人生命經驗的痛苦、支配他人生命的人。但是寫著寫著，令我重新思考，可恨之人是否必有可憐之處。
當我瞭解阿祖的故事，發現阿祖是一個綁小腳、無法自由的女人，必須依賴丈夫，但兩任丈夫卻都是意外死亡，所有的人都視她為掃把星。回到她的脈絡，她對於兒子與兒媳新婚時的甜蜜十分不滿，將兒子的去世歸咎於兒媳（阿嬤），這種「多年媳婦熬成婆」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後來阿祖在宿舍中臥床，卻無人照顧（生活太貧窮，以至於沒有任何勞動力可以去照顧一個臥床的病人），她的晚年其實十分悲慘。她是一個被時代造就的可憐女人，同情多於憎恨，希望不要簡單地將她視為一個壞人。
另一個「壞人」是我父親，他禁止我母親回娘家，我小時候也看到父親對我母親的言語與肢體暴力，對父親有憎恨與害怕。本來也書寫了幾代之間對父權的對照，但父親如今還在世，我認為這一部分不應該被寫出來。但在書寫過程中發現，父親也是來自底層的礦工家庭，從小是孤兒寡母，受盡欺凌，最後也只能發洩在母親身上。某種程度上，父親的困境與阿祖的困境其實有相似之處。我最後沃定把父親部分去掉，這也是「反身性書寫」中自我披露的侷限。我自己可以理解的，未必是寫出來大家可以理解的，這中間的曲折其實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家人。
還有一個「壞人」似乎是我大舅，他吃喝嫖賭，浪費了大筆的錢，最後留下債務。他逃過幾次礦災，但卻始終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後來也受到塵肺病的影響。但是放在他的脈絡中，又能見到失怙的小孩在中老年礦工耳濡目染、吃喝嫖賭的經驗中長大。進到他們的生命經驗、理解他們的背景時，我就不願意弱弱相欺，用批判的視野去看這些底層的、被環境塑造出來的人。
作為社會學家和行動者，在寫完這篇文章之後，感到還有事情要做。比如三大礦災發生之後，民眾捐了3億多元善款，但這些問題善款卻沒有發到受災的礦工身上，以至於我阿嬤生病時也無錢治病，還要依賴我母親去醫院付醫藥費。去年（2021年）我見到一些礦工要求政府補助礦工津貼，包括之前的善款，國家到底如何進行再分配，希望我可以再多做一些事情，揭露真相之後，把應屬於礦工家庭的善款還給他們。
「在場」主持人:
戴老師在場外手記中的話，「這篇作品的完稿不是一個個人生命敘事的結束，而是一個新的社會行動的開場。」我們第二期依舊堅持「在場」的主旨是在時代的現場，以寫作作為行動。戴老師的作品是我們理念的很好的回應。
第一期「在場」徵集提案時，我們收到了不少書寫個人生命史的提案，比如書寫家庭的歷史，或回溯自己的村莊。我們閱讀提案、或和寫作者對話時，會發現個人生命史的寫作的第一個困難就是真實性。
從歷史中打撈真實，個人記憶也會因為年代久遠而有些疏離，我們在寫作中如何做出篩選，如何保障寫作沒有偏離真相？在口述之外，如何搭建非虛構寫作的真實性？
顧玉玲:
記憶本來就不可靠，歷史也不一定可靠。真實是不可能再現的，因為視角的差異、視野的侷限、利害的對峙、以及口述與事實發生之間的時間差等，非虛構寫作者只能窮盡一切可能，逼近真實，依目前探究所知，寫下所能表述最好的故事。
我認為，進入田野本來就是一個「發現」的過程，在不同的事實碎片間，串連起有脈絡的、意義化的連結與敘事。記憶的視框有其侷限，有時候人們會自圓其說，也會為了符合現在的利益對過去進行改寫。
非虛構寫作者依據史料、口述、與重返場域，試圖重構事實，但這個被敘事者「發現」的事實，只是貼近真實的一種可能性，不應該壟斷單一真相。書寫者只能保證，沒有任何一個人物、情節是為了合理化我的推論而虛構的，承認我們的認識的有限性，承認未知的遠比已知的還要多，但一切文責終究只能是作者自負，因為採訪對象對他們生命歷程的詮釋，其實也經過了作者的再詮釋。
戴伯芬:
真實性的確很難確定，我的做法其實有兩個。一是透過家庭的其他成員（如母親），來補充受訪者（尤其是高齡受訪者，如阿嬤）忘記或記錯的部分。二是透過報章雜誌，去理解是否真有其事，與個人經驗對應。我也認為真實是困難的，但作者有義務去呈現出不同資料檢驗過的真實。
顧玉玲:
我補充一點，田野工作，製作個人與歷史的雙重年表是非常重要的。有時候，受訪者認為只是個人際運之事，比如某一年被裁員了，但對照著歷史年表看，就會發現這並不是單一個案，而是政府的經濟政策、國際股市起伏帶來的失業浪潮，一個人失去工作，反映的是整個礦業的結束。
「在場」主持人:
兩位老師提出了交叉驗證與雙重年表這兩個方法論。而對於作者而言，「不要壟斷真相」也是重要的提醒。
讀者在提問中問道，如果我們已經在故事之中，如何處理複雜的情緒，如何做到自我揭露？
戴伯芬:
關於家人情感的問題，我在文中處理了我母親對阿嬤第二任丈夫的不滿。我母親與養父（阿公）的感情很好，因此很難接受阿嬤「移情別戀」，和另一個男人在一起。我從小就聽到母親對阿嬤第二任丈夫的負評，但回到阿嬤、大舅的說法中，我認為這是我母親的「偏見」。遇到這樣的衝突時，我會切換角色，把自己抽離出來，把不同視角和感受並置、保留。有時我是一個場內的人，有時我是一個旁觀者。或許這樣可以保持客觀，也可以對家人衝突進行有距離的觀察。當然，這時候作者要保持理性，不能感性地站在其中一端，來表達自己對某一方的支持或反對。
關於自我揭露，我會感到某些東西不想寫、不要寫。我幾乎沒有寫父親。其實是寫作之前，我不知道父親的家庭背景，不知道祖父、祖母也是礦工，不知道祖母也下過礦去工作。底層家庭其實是隱密的，父母拼命期望孩子階級翻身，不希望孩子管家裡的事情，當我成為一個成功的大學教授時，我離我的出身越來越遠。當自己進入中年，看到父親是八、九十歲的老人，已經可以理解他，也能和他和解，這或許是某一代人在共同經驗或者宿命下的反應。
另外，我沒有看到母親、阿嬤、大舅媽指責過父權，她們只是逆來順受地忍受。作為社會學出身的人，馬上想到沒有階級意識，你是被剝削者，你是父權底下的女性受害者。可是從他們的角度，我看到的是女性的韌性。在大歷史下，個人或許是真的沒有辦法。從後者的角度，我們認為她們應該這樣，應該那樣，但她們當時就是沒法這樣那樣。這也讓我重新理解社會學中的權力關係，重新思考所謂加害者和受害者、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這些概念的適用範圍。
「在場」主持人:
推薦大家去閱讀戴老師的場外手記《歷史與生命斷層的修補》，作者如此「在場」，如此貼近被訪者的生命經驗時，就能獲得不一樣的理解。
另一個讀者的提問是，若是為了保護被訪者的隱私，將被訪者改變背景處理，那這是否還是非虛構寫作？
顧玉玲:
採取匿名、改變人物背景資訊等，都是保護受訪者的手段。更深一層的問題，還是要連接到之前戴老師討論的，揭露他者、或自身痛處的界線到底在哪裡？你知道有些東西寫出來會傷害受訪者，即便你覺得這是個好故事，但在倫理考量上，恐怕就是不能寫。
但我也想採用戴老師所講的父親的故事為例，來說明揭露的界線。這篇文章裡對父親的書寫非常少，但就戴伯芬剛剛提到的，她對於父親有一個理解的過程，我相信如果有足夠的篇幅，足以還原父親的完整故事，可以留下有脈絡、有血肉的書寫，她未必不願意揭露。我想說的是，所有簡化的書寫都會使人落入二元化、標籤化，而對於非虛構寫作者，你貼近這個人的生命脈絡，如果你只能以如此有限的篇幅去寫、且可能製造誤會的話，那就寧可不要寫。但這不代表不能寫，只是需要條件，需要以複雜的思索與敘事，才得以抹除簡化的「壞事」標籤。我們會明白，所謂「壞事」是特定時空條件下的，如果你把他的處境說得清晰，說出他當時有多少選擇，或者他根本沒得選，你對人有更立體的理解，那樣的書寫並不是揭露他的痛處，而是揭露人的艱難處境。
所有的書寫者或許都知道，當你寫到遲疑之處，連自己都沒有被說服，有可能是查證的資料不夠、理解的深度不夠、容納的篇幅不夠，這時候一定要優先保護受訪對象。如果在認識、洞察都還不夠的時候就寫下來，讓它成為歷史，未免也不公道。「不壟斷真相」也有這一層意思。我們自己也在不斷探路、成長，書寫者不是給出一個答案，而是在追尋、叩問的過程裡，提出暫時性的推論成果。、
「在場」主持人:
另一個讀者問了一個採訪操作性的問題，如果僅僅依靠受訪者的描述來想像場景有困難的話，如何通過訪談來深入細節呢？
戴伯芬:
這是很好的問題，我也沒有入過礦坑，我去看了照片、史料、現場遺址、詩與小說，因為僅僅根據文字描述是很難想像場景的。但在寫作中我具有一個小小的優勢：因為阿嬤不識字，她存在腦子裡的不是文字，而是圖像，所以她能細緻地講出工作的場景。這也是寫作過程中意外的收穫。
❏ 本文已於2022年7月18日發表在看理想公眾號平台：該如何書寫我們的生活？| 一份獎學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