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斑戈，「在場」獎學金第三季得獎者
封面 / 裝飾著「Living a normal life」的咖啡廳（拍攝者：斑戈）
-
今年年初我偶然進入到緬甸革命的現場，是在曼谷等待歐洲簽證的時候，那時我在一些壓力下決定離開中國。二月初正值緬甸政變兩週年，因為大量緬甸「春天革命」的流亡者陸續來到泰國，曼谷的活動層出不窮。在相關活動現場，緬甸人的神色中總是帶著一些我再熟悉不過的恐懼——他們上台講話時會帶上面具，每個人都使用暱稱而非本名，也只交換加密通訊。在剛剛經歷了2022年的高壓期後離開中國大陸的我，在那個時刻感受到了一種生命經驗之間的隱秘連結。在緬甸被國際社會遺忘了一年多之後，我在那裡第一次近距離地聽緬甸人講述正在發生什麼，「春天革命」這個陌生的名字也就這樣第一次進入了我的詞語庫。
我跟隨著活動的緬甸文化活動的軌跡，從曼谷來到清邁。然後在清邁遇到了赫特——我文章中的主人翁之一，他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政變後成為了官方各大電視台循環播放的通緝犯，沒有合法身份，只能「黑」在泰緬邊境上。我跟著他坐了一天的大巴來到了這個邊境城市湄索。一路上我向他講述中國的安那其主義自組織空間實踐，他漫不經心地給我講他和緬甸的安那其同志們怎麼在政變後搶軍方銀行。我被離我們如此遙遠的世界震撼著。
到了湄索後，在赫特和其它夥伴的引薦下，我認識了越來越多相似處境的朋友，他們偷渡到這裡，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到這場革命之中。在那段時間，我不斷地和緬甸年輕人聊流亡與革命。這一次倉促的訪問即將結束時，我在機場遇到一個來自仰光的年輕程序員，他英語流利，擁有護照並且把父母送去了美國，自己卻留守在了湄索。我問他，你為什麼不去美國呢？他說，「我去美國做什麼呢？流亡嗎？」我錯愕了一下，又問，「你不認為現在已經是在流亡中了嗎？」他說，「當然不是，如果去了美國，我需要找本地的工作，成為美國人，那才真正是流亡。現在的我們不是告別故土，而是準備在革命後回去。」他的話振聾發聵地讓我重新思考「流亡」、「離散」與「革命」。我們這代中國人也在經歷離散，然而，我們的離散是作為最後一代的出走，而他們的流亡是要作為第一代人而重返。
拿到簽證後我就告別了那個現場，來到了歐洲，在連根拔起後重新開始安置自己的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巴勒斯坦、敘利亞、俄羅斯、伊朗的流亡者各自擁有自己的社群和共同的鬥爭，而離散的中國人面對中國社群時卻時常保持著警惕，對於抽象的中國人滿懷悲憫，卻對於具體的中國人無限恐懼。我一邊思考自身所處的離散境遇，一邊總是在懷念泰緬邊境上緬甸的那個關於流亡與革命的現場。
在這種強烈的情感驅動下，我開始申請在場的項目，想回到那個現場去書寫它，也借助那個現場重新思考自身的境遇。然而，在我關於這個題目的計劃書最終拿到獎學金後，我開始了自我懷疑。與那些書寫個人史，或者把自己長期研究的田野轉化成非虛構故事的作者相比，我無法不感到心虛——為什麼是我來寫這個題目？緬甸並不在我長期關注的議題範圍內。除了在我八年媒體從業生涯中所過經歷的包括2015年昂山素季正式登上政治舞台，2017年羅興亞難民危機和2021年二月政變的緬甸大事件外，我對緬甸殖民史、複雜的族群問題，軍閥割據的歷史縱深幾乎沒有頭緒。這個題目對我而言無疑是一塊極難啃的硬骨頭。
這種情感上與他們生命處境產生關聯而帶來的非寫不可的衝動，和缺乏長期穩定的知識積累而對自身能否駕馭這個題目而產生的懷疑不斷在我意識中鬥爭。
在我發現我的朋友圈層中最懂國際政治的朋友們對緬甸的記憶，也僅僅是停留在政變後的花樣百出的街頭抗爭，對於後續發生的事情幾乎一無所知時，我意識這個題目不只是對於我自身而言，對於現實也具有極強的緊迫性——等研究者經過長期的「田野」調查後再來書寫這場革命，就太晚了。現在進行時的記錄是任何回顧性研究所不能替代的，它讓我們能夠更好地看見那些最終也許與結果無關卻正在產生巨大能量的褶皺，和那些從回顧視角也許微不足道的生命經驗。這可能就是記者的責任，哪怕視角幾乎必然是外部的。那麼我也應該接納自己的外部身份，以局外人的問題意識「在場」，也以相對外部的視角和外部的讀者建立起關於生命處境、家國命運的關聯。
但是這種外部視角卻也不能僅僅停留在從寫作者所處的自身語境出發，完成對遠方的投射。這是我不斷提醒自己的。如何進入到他們的問題意識之中，以局外人的位置，帶出他們語境內部的問題，是一個必須要完成的任務，不然「他者」就永遠停留在「遠方」，僅供想象，那麼「共情」的建立就必然是失敗的。我想，「在場」最重要的意義大概就是搭建起的鮮活的現場，在記錄者所書寫的現場與讀者所處的語境之間嫁接起橋梁，讓現實可以作用於人的情感經驗層面，而不再停留於乾燥的語言和邏輯建起的認知之中。
當我10月份回到這個現場後，2月第一次進入時因為個人境遇的投射，所帶來的對「革命」的浪漫濾鏡逐漸剝去，進入到一層又一層革命所面臨的棘手問題中。在流亡者社群中，「革命者」因處境和政治光譜的不同，存在的分歧也是難以彌合的。我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在一層又一層的話語迷霧中打轉，幾乎每一天都在推翻前一天所建立的認識。這大概是我從業八年，書寫過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和中東等國際政治議題後，所碰觸的最難寫也最有挑戰性的議題。在大量閱讀緬甸研究的著作後，我意識到過往的緬甸研究在這個現場面前太滯後了，而英文媒體對緬甸政變以來的新聞報道，又過分流於表面，或在提前設置好的議程之中。我很難通過已有的文本迅速建立自己對這個鮮活現場的感知，一切只能靠自己的探索。在抵達湄索最初兩周的時間里，我處在巨大的沮喪之中，我非常感謝我的編輯顧玉玲老師對我的鼓勵和耐心。
後來我開始放棄「採訪」，而是更多去參與緬甸朋友們的生活，跟著他們去市場為叢林里的游擊隊員採購採購，去邊境接游擊隊員，去倉庫取無人機，也跟著他們去擺攤兒、去踢球、去家裡蹭飯，去流動兒童學校教書，去看演出前的排練，去給流離失所的村民送飯。我不再急切的「採訪」，而是去體會他們的處境。在這些過程中，我收穫了很多真誠的友誼，那些最細微的情緒表達，很多時候比作為受訪者準備好的觀點和語言要真實可貴得多。我的書寫議程也逐漸從「革命經驗」轉向「革命者的生命經驗」。
我總是一個投入太多感情的寫作者，以至於在編輯說我寫的「叢林」屏蔽掉了太多殘酷性時，我才意識到我沒有辦法去書寫那些血淋淋的游擊隊員的故事。我無法消化那些痛苦，再字斟句酌地把它們轉化成生動的語言。但是講述者承受著更大的痛苦和創傷去講述這些，期待著記錄者去把它們記錄下來，那麼承擔這些情緒的負荷，就必然是記錄者的責任。當我坐在酒店樓下的咖啡館的空調房，把這些血淋淋的故事補進去時，整個人大汗淋灕。咖啡館的白牆上掛著一個霓虹燈裝飾畫，上面寫著「Living a normal life」（過一個正常生活），這幾個字在距離「叢林」10公裡外的這個邊境上，竟如此刺眼。這裡哪有正常的生活可言呢？
「外來者」的角色經常讓我感到一種隨時能全身而退的羞愧。在稿子還沒寫完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為這個項目的結束，我將要離開這裡而傷心了。在進入現場的這段時間里，很多個瞬間讓我覺得我也是那共同苦難與共同鬥爭的一部分。但這都只是幻覺。我只是路過它，駐留一陣子，我對這裡發生的一切所體認的憤怒、悲傷與力量，也會隨著我的離開像瀏覽器上一個個關於緬甸的窗口一樣被關掉，而這裡的朋友們卻被困在這個現場里難以脫身。
除了我的編輯顧玉玲老師給予我的悉心指導外，我還要感謝蔣亦凡、武靖雅和王春暉，他們以專業編輯和寫作者的視角，在我的初稿完成後給我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最後，我要感謝我的緬甸朋友們包容和接納我的無知，給予我信任與友誼，能短暫的見證這場革命，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課。
圖：在大巴上趕當日繳交終稿任務的作者:D
✨ 作品全文：國境之間：「春天革命」與泰緬邊界上的緬甸流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