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獻江在1920年代出生於新加坡，祖籍廣東。嚴格來講，他所住的新加坡還不是一個國家，而是英屬馬來亞。他的名字，獻江，寄託對未曾謀面的「祖國」的熱望。不負此望，在1940年代，他在南洋華僑愛國運動的大潮中「回」到祖國，參加抗日戰爭。
戰爭打到東北時，他認識了一個比自己小十歲的女人。他們很快就結婚了，即便兩人中一個說廣東話，一個說東北話，幾乎無法溝通。但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最後，他們在建國後定居在了北京。
我管陳獻江叫姥爺，這是一個典型的北方用語。但在我們家，這是一種“出廠設置”，不需要被質疑。更何況，這兩個音節很少被發出來——我很少直接呼喚他“姥爺”，大多是說起“姥姥”時，附帶提一句。
我在姥姥家長大。姥姥是東北人，我們住在一棟1950年代的蘇式居民大樓。那是一個再典型不過的北方家庭，陳獻江的南方性（更別說「僑性」）總是被壓抑的。例如，他的國語不那麼流利，於是他就不怎麼講話，彷彿說什麼、做什麼都是錯的，總被我姥姥數落。例如，姥姥總在冬天總是會漬酸菜，全家人都很愛吃，除了他。他就躲起來給自己開小爐。他有自己專用的小煮鍋煮各式糖水，在那個北方家庭裡，沒有人理解，雞蛋怎麼能是甜的，薑怎麼能是煮來做甜點的。於是那個小鍋，就像他講話的腔調一樣，被全家人嫌棄。
陳獻江的左腳只有三隻腳趾，兩條腿上遍佈槍彈皮的疤痕。那是歷史留在他身體上的印記。他在一場敵人的伏擊戰中險些喪命。那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光輝的時刻──當然，他總會模糊那到底是抗日戰爭還是國共內戰，對他和我們家裡人而言，彷彿那本來也不需要清晰界定的。
我小時候，媽媽總說，如果她活在我的年代就好了，她爸爸「歸僑」和「殘障軍人」的身份，大概能給她升學加不少分。但在那時候，她和舅舅都是被文革耽誤了讀書的人，姥爺的身份是羞於被提及的。
他這一生都沒什麼「出息」。在南洋時家裡困難，讀書到一半就輟學去做學徒工，參加革命後也只是開開車給領導。儘管身為司機也沾了點兒開國元勳的光，在首都落了戶。但「歸僑」的身份始終都讓他無法贏得組織的信任，在1970年代初被送去了河南的農場改造。用我姥姥數落他時的話，窩窩囊囊地活了一輩子，臨了連個「離休」都沒混上。他從不反駁，只是把他總是隨身攜帶的半導體音量調大。半導體裡終日播放著單田芳，讓這個看似在抵抗的行為，也顯得像華南人向北方的投誠。
姥姥是我童年裡最依戀的人。她是居委會主任，充滿了能量。在家裡，也是她把所有人聚在一起，以至於我童年裡每一個春節都那麼值得期待。在我12歲的時候，她在手術台上突然離世了，我沒能見到她最後一面。那時北京正經歷房產商品化浪潮，那批蘇聯房屋被推平了，我們搬去了幾百公尺外新建起的高樓。在她離世的一段時間裡，我隔三差五就會夢到她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後哭著醒過來。
然而，我似乎從來沒有愛過姥爺。不只是我，他的五個兒女中，好像沒有人愛他。家裡大小決定都是姥姥做的，家務全部是姥姥幹，帳也是姥姥管，他是那麼的可有可無。儘管，他在每一個孫子孫女小時候，總是把自己藏的私房錢用來給我們買零食，儘管他那麼沒有差別心，對待我舅舅的繼女也視如己出，在過年時頂著姥姥巨大的壓力給沒有血緣的姐姐同樣多的壓歲錢。
陈献江在姥姥离世后彻底没了主心骨，又窝窝囊囊地活了四年，就随着姥姥去了。那四年里，他的儿女们早就不在春节时聚在他身边了。更凄凉的是，没有人想要照顾他，他在离世前最后两年行动已经不便的时候，还不得不轮流去不同的儿女家住。在他的葬礼上，我没有哭，妈妈也没有哭，我甚至对他是如何离世的都没留下任何记忆。他就无声无息地离开了。
直到我第一次去馬來西亞，看到那些華人僑居的街區，吃著炒粿條和那裡的糖水，我身體的一部分突然被喚醒了。小時候無法理解的很多東西，一下子都清晰了起來。例如，雞蛋可以是甜的，薑就讓濃鬱的甜掀起一些輕微的波瀾。
例如，當我讀小學開始學英文時，姥爺常常偷偷拿走我的英文課本，這行為曾讓我對他的嫌棄又增添了幾分。原來，他小時候在新加坡是可以講英文的，而後面的半個世紀，他都沒有機會再使用那門語言了（當然也沒有機會講他的母語廣東話）。原來，是我的英文課本，不小心喚起了他在殖民地成長的鄉愁。